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也是真理標準問題討論30周年。30年前這場席卷全國的大討論，為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掃清了思想障礙，為改革開放鋪平了道路。
一
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四人幫”被粉碎，廣大群眾歡欣鼓舞。他們對未來充滿期待，希望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從此峰回路轉，迎來一個重大轉機。但群眾的熱情很快受到了沉重打擊，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不顧黨內外群眾要求改變現狀的強烈呼聲，拋出了“兩個凡是”的口號，強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堅決維護”，“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就意味著我們黨過去所犯的錯誤，包括“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嚴重錯誤，都不可能得到糾正。現實情況也令人十分擔憂：“文化大革命”雖結束，但各項工作卻持續徘徊，“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繼續被肯定，“天安門事件”得不到平反，鄧小平不能夠復出，連清查“四人幫”時也不忘提出繼續批鄧。這一切引起了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極大不滿。經過一段時期的冷靜思索后，人們終于從“兩個凡是”中找到了問題的答案。“兩個凡是”是套在人民頭上的緊箍咒，是妨礙中國社會進步的絆腳石。不破除“兩個凡是”，黨沒有希望，社會主義沒有希望，中國沒有希望。于是一場針對“兩個凡是”的大論戰就成為不可避免。
這場論戰之所以選擇“真理標準”這個哲學命題作為切入點和突破口，是因為“兩個凡是”本身就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嚴重挑戰。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任何一種認識，包括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決策和指示，只有通過實踐才能證明其是否正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石，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常識，而現在又被重新提出，是因為“兩個凡是”恰恰違背了這個常識。“兩個凡是”實際上把毛澤東同志的決策和指示當作了真理標準，它無需接受實踐的檢驗，相反，實踐倒要受到它的裁定。這就完全把思維和存在的關系、理論和實踐的關系弄顛倒了。“兩個凡是”的唯心主義本質昭然若揭。堅持“兩個凡是”觀點的人，企圖把“砍旗”的帽子、“反毛澤東思想”的帽子扣在論戰對方的頭上，但在理論上站不住腳。毛澤東思想是科學真理，但真理和真理標準不是一回事，真理是正確的認識，真理標準則是檢驗認識是否正確的依據，兩者不能混為一談。說毛澤東思想不是真理標準，絲毫也沒有否定它對實踐所起的偉大指導作用。把毛澤東思想當作真理標準，表面上是對它的尊重，實際上卻是對它的傷害，這和“文化大革命”中所提的“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沒有本質上的不同。
真理標準雖是一個哲學問題，但真理標準討論決不只是一場理論是非之爭。它涉及到了我們黨應當執行一條什么樣的思想路線，是一切從實際出發，還是一切從本本出發；它也涉及到了我國的社會主義今后將怎樣發展，是沿著以往的錯誤道路繼續走下去，還是棄舊圖新，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路。真理標準討論的意義遠遠超出理論本身的范圍。
在討論中，《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率先發難，胡耀邦同志主持下的中央黨校發揮了重要作用，而社會各界人士和黨內外群眾的熱情參與，把討論推向了全國。引導這場討論始終朝著正確方向發展的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特別是鄧小平同志。是鄧小平首先提出要“準確、完整地”理解毛澤東思想體系；是他最早在黨內批評“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是他明確提出，真理標準討論“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系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問題”；也是他指引這場討論既批評了“兩個凡是”，又維護了毛澤東思想，解決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怎樣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的問題。
真理標準討論是一次思想大解放，它使人們從迷信盛行、思想僵化的狀態下解脫了出來，使黨恢復了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并重新煥發了生機和活力。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是真理標準討論的重大成果。在這條思想路線指引下，我們黨作出了工作重點轉移和實行改革開放這兩大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戰略決策，從此，我國社會主義的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二
真理標準討論雖已過去了30年，但它在當時所引起的思想震撼，使人至今記憶猶新，這說明一次大的思想解放確實能起到振聾發聵的作用。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解放思想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在新時期，我們一定要用好這個法寶，而要用好它，就必須正確認識它。
首先要認識，解放思想不能和實事求是相脫離，二者是統一的整體。鄧小平同志說得很清楚：“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實際相符合，使主觀和客觀相符合，就是實事求是。”（《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64頁）后來江澤民同志作了補充和發揮，他說：“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是統一的，應一以貫之。不解放思想，教條主義盛行，不可能做到實事求是；離開實事求是，脫離實際，脫離億萬群眾的創造性實踐，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江澤民文選》第3卷第131頁）可見，解放思想決不是脫離實際的空想。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誰都不否認，但對解放思想的理解卻并不那么一致。其中有一種理解相當流行，卻并不正確，這就是把解放思想歸結為一個“破”字。按照這種說法，只有破是解放思想，立就不是。其實，破和立是對立的統一，沒有破就不可能有立，而只破不立，就不能產生積極的效果。真理標準討論之所以是一次大的思想解放，就因為它不僅有破，而且有立。它的破主要表現在破除了“兩個凡是”這種僵化的思維方式，它的立主要表現在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只要符合客觀實際的要求，無論是破還是立，都是思想解放的表現。我們既要有摧毀舊事物的勇氣，也要有創造、維護和發展新事物的勇氣，兩者都是解放思想所必需的。
回顧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既有大破，也有大立。我們破除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建立并逐漸完善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正在揚棄結構不合理、效益低下、資源消耗嚴重、容易造成環境污染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逐步向優化結構、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護環境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我們糾正了片面強調發展速度的不正確觀點，確立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整個改革開放過程，就是一個破舊和立新相統一的過程。改革開放不能沒有破，更不能沒有立。改革開放中最重要的立，就是幾代中央領導集體從中國實際出發的理論創新，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創立。正如黨的十七大報告所指出的，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凝結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不懈探索實踐的智慧和心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黨最可寶貴的政治和精神財富，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當前，解放思想的首要任務，就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認真總結實踐經驗，破其所該破，立其所該立，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事業推進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其次要認識，解放思想不能和解決問題相脫離，二者也是統一的整體。鄧小平同志說：“解放思想必須真正解決問題。”（《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79頁）他指出，思想解放不能停留在講現成話、講空話上，而是要仔細地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切實地想辦法使我們的步伐快一些，使生產力發展快一些，使國民收入增加快一些，把領導工作做得更好一些。鄧小平同志的這些論述，對我們理解解放思想同樣十分重要。它說明，解放思想本身不是目的，解放思想的目的是通過破除各種障礙，更好地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以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現在，解放思想是一個熱門話題，各行各業的人都在談論，有的人還試圖探索新思路，尋求新突破。但真正把功夫用在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上的人并不很多。因為口頭上談論解放思想易，而扎扎實實地解決實際問題難。但是，不解決實際問題的解放思想，又怎能算得上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呢？毛澤東同志多年前就曾說過：“實踐出真知”。因為只有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才能了解事情的真相，知道問題的所在，才能有針對性地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獲得真知，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本質體現，是黨的思想路線的必然要求，也是解放思想的必由之路。因此，提倡思想解放，就必須同時提倡調查研究，就必須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與其關在書齋和辦公室里冥思苦想地探尋解放思想之路，不如到實際中去，聽一聽群眾的呼聲，也許打開解放思想之鎖的鑰匙就在其中。我們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一切工作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歸結點。解放思想對于我們黨之所以特別重要，因為通過解放思想，能夠切實推進工作，真正解決問題，更好地為人民服務。離開這個基點，所謂的解放思想，就成了一句毫無意義的空話。
把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結合起來，把解放思想和解決問題結合起來，開創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局面，就是對真理標準討論最好的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