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都高度重視黨史和黨史工作。他們對黨史的作用、黨史工作根本任務的確立、黨史研究和黨史工作的具體開展、黨史人才培養等問題，做過多次深刻論述。本文試根據所掌握的材料，對相關論述作一個初步梳理和分析。
一、高度重視黨史和黨史工作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再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的主要領導人都高度重視黨史和黨史工作。
早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就在不同場合多次號召大家學習和研究黨的歷史。如1939年，抗戰期間，全國政局出現新的特點，一方面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存在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險，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已經成長為全國性的大黨。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黨迫切地需要在思想上統一全黨，繼續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如何完成這個任務？毛澤東明確指出，“考察一下我們黨的歷史，就會懂得”，“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經驗和當前的新鮮經驗傳達到全黨，使黨鐵一樣地鞏固起來，而避免歷史上曾經犯過的錯誤——這就是我們的任務”。（《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3—614頁。）著名的延安整風就是以總結黨的歷史開啟的。毛澤東主持起草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全面正確地總結了黨從成立到抗日戰爭時期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對于統一全黨思想、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發揮了重要作用。新中國成立后，他還多次強調“只有講歷史才能說服人”（《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頁。）。
鄧小平非常熟悉黨的歷史，在領導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十分重視對黨的歷史經驗的總結。他親自主持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并一再強調：“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2頁。）他說：歷史上成功的經驗是寶貴財富，錯誤的經驗、失敗的經驗也是寶貴財富。這樣來制定方針政策，就能統一全黨思想，達到新的團結。這樣的基礎是最可靠的。（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235頁。）因此，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是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一個重要基礎。
江澤民擔任黨的總書記之初，中國剛剛平息了政治風波，社會上思想比較混亂；國際上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受巨大曲折。同時，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逐漸成長起來的中青年黨政領導干部，大多沒有經歷過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艱苦斗爭，而且其中不少人未能直接參與建國后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歷史經驗不足。因此，反對國際敵對勢力的分化圖謀，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斗爭，加大對領導干部特別是中青年干部的培養，使加強黨史研究和宣傳教育的任務更為緊迫。江澤民指出：“黨的歷史上許多光榮傳統，就是我們黨的極為重要的政治優勢。”“用什么歷史教育青年，實際上是一場爭奪接班人的斗爭。我們要充分認識到黨史工作的深遠的歷史意義。”他明確提出，“黨史工作是我們黨的一項重要工作”，“隨著歷史的不斷發展，黨史工作的重要性會越來越明顯”。（參見江澤民：《在上海黨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5期。）他說：“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是一部蘊含和體現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活生生的教科書。”（《江澤民總書記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信》，《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6期。）
進入新世紀，胡錦濤把“正確地對待歷史，善于總結經驗”作為“一個鄭重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成熟的重要標志”（胡錦濤：《在全國黨史研究室主任會議和中國中共黨史學會第四屆理事會議上的講話》，《中共黨史研究》1995年第1期。）。2006年7月，他在第十六屆中央政治局第33次集體學習時指出，中國革命史“是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長期英勇奮斗的真實記錄，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推進理論創新的生動教材，是中國共產黨人光榮革命傳統和中華民族偉大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他強調：“我們應該十分珍惜和充分運用這個精神寶庫。在改革發展任務艱巨繁重的新形勢下，在深刻變化的國際環境中，我們要更加注重用中國歷史特別是中國革命史來教育干部和人民。”（《人民日報》2006年7月26日。）
黨的十七大以后，習近平在中央分管黨史工作，圍繞加強新形勢下黨史工作發表了很多重要講話，作出了很多重要指示。他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一部豐富生動的教科書。”“用黨的歷史教育黨員、教育干部、教育群眾尤其是教育青少年，是黨史工作服務黨和國家大局的重要內容。要以各級黨員領導干部為重點，把黨史教育納入干部教育培訓的必修課，把全面了解和正確認識黨的歷史作為一項基本要求，教育引導黨員領導干部特別是年輕干部認真學習黨的歷史，努力提高思想政治素質和領導水平。”（《人民日報》2010年7月22日。）2012年黨的十八大向全黨發出“學習黨的歷史”的號召。12月底，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歷史、現實、未來是相通的。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未來的歷史。”（《人民日報》2013年1月2日。）2013年七一前夕，他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7次集體學習時再次強調“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并把學習黨史、國史上升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的必修課”的戰略層面。他說：“這門功課不僅必修，而且必須修好。”（《人民日報》2013年6月27日。）這就將學習黨史提高到十分重要的地位。
總而言之，黨的主要領導人對黨的歷史的認識以及對黨史工作的重視，體現了堅定的歷史自信和深刻的歷史思維。
二、堅持正確政治方向
黨史工作肩負著為黨修史立傳、為黨續寫“紅色家譜”的重任，必須堅持正確政治方向。
黨的領導人對此進行了系統論述。
一切黨史工作都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堅持科學理論指導。早在1942年3月，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一文中，就提出研究黨史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其后，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都先后反復強調，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于保證黨史研究的正確方向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在這個問題上，尤其要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對黨的歷史觀的侵蝕，其要害就是企圖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和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1989年12月，江澤民在黨建理論研究班的講話中，提出了警惕歷史虛無主義的問題。他說：“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泛濫，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人權’口號的蠱惑，利己主義、拜金主義、民族虛無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的滋長，嚴重侵蝕黨的肌體，把黨內一些人的思想搞得相當混亂。”（《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頁。）黨的十七大后黨中央鮮明地提出反對歷史虛無主義。2010年6月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史工作的意見》提出要“旗幟鮮明反對黨史問題上的錯誤傾向”。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更是多次提到：“古人說：‘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他以蘇聯解體的歷史教訓為例，指出：“國內外敵對勢力往往就是拿中國革命史、新中國歷史來做文章，竭盡攻擊、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亂人心，煽動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13頁。）2016年5月17日，他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進一步指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首先要解決真懂真信的問題”，“才能更好識別各種唯心主義觀點、更好抵御各種歷史虛無主義謬論”。（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頁。）總之，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不是一句空口號，是黨史工作必須遵循的黨性原則，應當貫穿于黨史研究、黨史學習宣傳等方方面面；是黨史工作者必須履行的政治責任，應當轉化為清醒的理論自覺、堅定的政治信念、科學的思維方法。
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黨史工作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就是要把實事求是的精神貫穿到各項黨史工作中，反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形式主義；就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切從實際出發，尊重歷史、尊重科學、尊重規律。關于實事求是，1941年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指出：“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鄧小平也說：“我們共產黨人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只能實事求是地肯定應當肯定的東西，否定應當否定的東西。”（《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3—334頁。）江澤民指出：“黨史研究工作要實事求是，注意社會效益，以便發揮黨史的教育功能和歷史借鑒作用。”（江澤民：《在上海黨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5期。）習近平曾專門對“堅持實事求是研究和宣傳黨的歷史”作出深刻闡述，提出了“要牢牢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的問題，提出進一步發揮五個“揭示和宣傳”的作用，即：揭示和宣傳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歷史必然性；揭示和宣傳中國人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揭示和宣傳通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必然性；揭示和宣傳黨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領導人民所取得的偉大勝利和輝煌成就；揭示和宣傳黨在長期奮斗中積累的寶貴經驗、形成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參見《人民日報》2010年7月22日。）
研究黨史要尊重歷史研究的客觀規律，用全面的、發展的觀點，客觀公正地闡明歷史發展的內在聯系，堅持黨性和科學性的統一。正如毛澤東指出的：“我們研究黨史，必須是科學的，不是主觀主義。”（《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6頁。）因此，研究黨史還要正確處理政治和學術、歷史和現實、研究和宣傳的關系，提高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針對一些內容不準確、觀點不正確的黨史書籍流傳社會的問題，江澤民指出：有些涉及到黨史的書，內容真真假假，觀點是是非非，搞亂了人們的思想。如果我們不很好地研究黨史，不抓緊把研究成果編撰、出版，并讓它發揮社會教育功能，那么像這一類的書籍就會充斥市場，就會影響黨的形象，加強黨的領導，發揮政治優勢，就會成為一句空話。（參見江澤民：《在上海黨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5期。）習近平指出：“黨史研究是一門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從中國共產黨的活動揭示當代中國社會運動規律的科學，要堅持黨性和科學性的統一，黨史研究工作者遵守黨的政治紀律、宣傳紀律和充分發揮個人創造性的統一。”（《人民日報》2010年7月22日。）事實上，堅持黨性必須做到科學性和求真務實，也就是說，黨史工作的黨性與科學性不是對立矛盾的，而是辯證統一的關系。
黨的領袖人物生平思想研究和評價十分重要，它不僅涉及領袖人物個人的問題，而是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分不開的，是關系全局的問題。蘇聯解體、蘇共垮臺的教訓就極其深刻，其原因固然十分復雜，但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蘇共歷史、對蘇共領袖人物的丑化和否定。與蘇聯和蘇共不同的是，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黨的領導人都強調要深入研究和正確評價黨的領袖人物。在主持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過程中，鄧小平反復重申：“核心問題是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這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7、299頁。）關于評價標準和原則，他說：“評價人物和歷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學的觀點，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44頁。）具體到對毛澤東功過的評價，他強調兩個方面：一方面，要實事求是地對待歷史。“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另一方面，要“恰如其分”。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個人品質上。要認識到制度的決定因素，認識到有些問題的責任要由集體承擔一些，當然，毛澤東同志要負主要責任。（參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47、308—309頁。）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對《決議》作了高度評價。他說，《決議》“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同時堅決頂住否定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思潮，維護了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肯定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隨著國內局勢的發展和國際局勢的變化，越來越顯示出黨作出這個重大決策的勇氣和遠見”（《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214頁。）。胡錦濤也多次重申，要很好地理解鄧小平的歷史觀、方法論，包括他“關于對歷史人物的評價要公正、客觀、有分寸，注意對客觀環境、歷史背景的復雜性和歷史條件的局限性進行具體分析的論述”（胡錦濤：《在全國黨史研究室主任會議和中國中共黨史學會第四屆理事會議上的講話》，《中共黨史研究》1995年第1期。）。對此習近平說：“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該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不能離開對歷史條件、歷史過程的全面認識和對歷史規律的科學把握，不能忽略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偶然性的關系。不能把歷史順境中的成功簡單歸功于個人，也不能把歷史逆境中的挫折簡單歸咎于個人。不能用今天的時代條件、發展水平、認識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業績來。”這六個“不能”，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態度。也就是說，在研究和評價歷史人物的時候，不僅要做事實判斷，還要做價值判斷，對歷史人物作出評價主要應該是評價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不是他們的個人品德和才華；而評價歷史人物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就必須把他們放到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研究，放到整個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去評價。正如習近平強調的：“革命領袖是人不是神。盡管他們擁有很高的理論水平、豐富的斗爭經驗、卓越的領導才能，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的認識和行動可以不受時代條件限制。不能因為他們偉大就把他們像神那樣頂禮膜拜，不容許提出并糾正他們的失誤和錯誤；也不能因為他們有失誤和錯誤就全盤否定，抹殺他們的歷史功績，陷入虛無主義的泥潭。”（《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13、693頁。）總之，正確評價黨的領袖人物，不僅關系到黨的團結和政治的穩定，也關系到黨的執政根基，關系到黨和國家事業的興衰成敗。給黨的領袖人物抹黑，也就是給黨和國家抹黑。對于這個問題，我們一定要始終給予高度重視。
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是黨史工作實現自身價值的重要途徑。也就是要發揮黨史工作對理論創新的推動作用、對黨和國家決策的資政作用、對堅定理想信念的育人作用、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世紀之初，面對國際環境和國內情況的新變化，胡錦濤提出開展黨史工作要注重搞好“三個結合”，即：一是要把黨史研究與黨和國家工作大局結合起來，為不斷解決前進道路上的新問題提供歷史借鑒；二是要把黨史研究與加強革命傳統教育結合起來，幫助廣大干部群眾特別是青少年進一步加深對黨的認識，牢固樹立跟黨走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三是要把黨史研究與探索世界政黨興衰成敗的規律結合起來，從中汲取有益于鞏固我們黨的執政地位、提高執政水平的經驗教訓。（《人民日報》2001年7月1日。）隨著黨和國家事業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向前邁進，新的形勢對黨史工作提出新的任務。習近平強調，只有站在時代的高度，圍繞黨的中心工作，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黨史工作才能更好地服務科學發展大局，也才能更好地實現自身科學發展。他說：要堅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通過對黨的歷史發展規律的揭示，為人們正確認識現實和改造現實提供歷史依據和歷史啟示，更好地為黨的政治路線和政治任務服務。（參見《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學習習近平同志關于黨的歷史的重要論述》，中共黨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頁。）
總而言之，堅持正確政治方向，有著豐富的內涵和鮮明的標志，是黨史工作的根本遵循。只有牢牢把握黨史工作正確方向，才能扎實推進黨史研究和各項黨史工作。
三、提高黨史工作的科學化水平
在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上，胡錦濤提出了“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史工作，提高黨史工作科學化水平”的問題。習近平對“努力提高黨史工作的科學化水平”作了進一步深刻闡述。
歷史、現實、未來是相通的。歷史一定要和現實結合起來，黨史工作的重要目的在于服務現實。江澤民提出：“希望各級黨委重視黨史工作，充分發揮黨史資政育人的作用。”（《江澤民總書記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信》，《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6期。） 胡錦濤正式提出，黨史工作承擔著“以史鑒今、資政育人”的根本任務。（《人民日報》2001年7月1日。）習近平指出：“深入研究黨的歷史，認真學習黨的歷史，全面宣傳黨的歷史，充分發揮黨的歷史以史鑒今、資政育人的作用，是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中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人民日報》2010年7月22日。）他還對資政育人的含義作了闡釋。他說，黨史工作的功用歸結起來是兩項：一是資政，二是育人。資政，就是要通過深入的研究成果，用黨的豐富歷史經驗為黨和政府提供決策咨詢。育人，就是要通過富有成效的黨史宣傳和教育，在引導輿論，提高廣大黨員、干部、群眾的思想道德水平上發揮作用。（參見歐陽淞：《關于黨史研究的成果轉化問題》，《中共黨史研究》2013年第9期。）總之，以史鑒今、資政育人，是黨史工作的職能和優勢所在。黨史工作搞得怎么樣，黨史的研究和宣傳教育有沒有成效或成效的大小，都要放到黨史工作服務黨和國家中心任務的實踐中來衡量，歸根結底要用資政育人的實際效果來衡量。
黨史研究是黨史工作的重要基礎和關鍵環節。一方面，黨史工作包括黨史研究、黨史學習教育、黨史宣傳、黨史紀念活動等方面工作。在這些工作中，黨史研究始終居于核心地位，是做好其他各項工作的前提。另一方面，從實現黨史工作根本任務來看，無論資政還是育人，都要以深入的研究成果為基礎，離開黨史研究，黨史資政育人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黨的主要領導人對深化黨史研究的必要性及深化黨史研究的方式方法作過大量論述。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一文中說，我們是用整個黨的發展過程做我們研究的對象，進行客觀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個別細節，而是研究路線和政策。他還說，研究黨史，除了全面的歷史的方法，還有一個“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問題發生的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把問題當作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參見《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399—400頁。）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對于如何進行黨史研究，鄧小平作過多次闡釋。他說：“重大歷史問題的解決宜粗不宜細”（《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77頁。），強調歷史問題的解決不要老糾纏于歷史細節，而要從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著眼，不能讓歷史問題成為前進的障礙。當然，并不是說歷史研究也是宜粗不宜細。相反，研究歷史一定要詳盡占有史料，進行深入細致的分析與考證。習近平更是多次強調深化黨史研究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要求各級黨史部門進一步處理好黨史研究同黨史宣傳及其他黨史工作任務的關系，把黨史研究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來抓，不斷提高研究水平和質量。2015年7月30日，他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體學習時，要求深入開展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研究。他強調，要堅持用唯物史觀來認識和記述歷史，把歷史結論建立在翔實準確的史料支撐和深入細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礎上；要堅持正確方向、把握正確導向，準確把握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進程、主流、本質，正確評價重大事件、重要黨派、重要人物，等等。（參見《人民日報》2015年8月1日。）對深化抗日戰爭研究的要求，推而廣之，也是對深化黨史研究的要求。總之，深化黨史研究是做好黨史工作的看家本領。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史研究工作要嚴格按照中央的要求，堅持“一突出、兩跟進”，進一步突出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間段歷史研究，即時跟進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的決策部署，即時跟進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理論發展。（參見《人民日報》2015年4月9日。）
創新是黨史工作發展的永恒主題。只有聆聽時代的聲音，回應時代的呼喚，找準并認真研究解決黨史工作中存在的重大而緊迫的問題，才能真正推動黨史工作向前發展。江澤民多次強調要以創新的精神增強黨史工作生命力。他指出，黨史研究應該走出書齋，和社會實踐，和黨的當前工作進一步緊密結合起來，使人們在黨史工作中感受到時代的脈搏、時代的氣息。這樣，黨史工作才會引起全黨和全社會的高度重視，黨史研究的發展也就有了廣泛的社會基礎和堅實的群眾基礎。要把黨史研究中考證史實和發現規律有機結合起來。既要考證史實，又要研究和發現歷史發展的規律，使黨史工作貼近生活，更具有生命力。（參見江澤民：《在上海黨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共黨史研究》1989年第5期。）胡錦濤強調，學習中國革命史，要注重學習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善于把黨和人民取得的實踐經驗不斷上升為理論并在實踐中不斷檢驗、豐富、發展理論的創新精神；學習他們善于運用民族語言和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回答和闡明中國革命理論和政策問題的理論方法。（參見《人民日報》2006年7月26日。）隨著各種社會思潮競相鳴放，黨的建設日益面臨大量新問題，以優秀的黨史研究成果占領輿論陣地的需求更加迫切。習近平強調，要創新黨史學習教育的方式方法。既要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優良傳統，堅持和發展黨史工作積累的成功經驗和方法，也要吸收借鑒古今中外史學研究的有益經驗和方法，還要積極運用現代科學技術，創新黨史研究的手段、方法、載體。要注重發揮互聯網等現代傳媒在人們工作和生活中的獨特作用，加大黨史宣傳教育和黨史知識普及力度。（參見《人民日報》2010年7月22日。）他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進一步指明，“每個學科都要構建成體系的學科理論和概念”，突破“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要注意加強話語體系建設”。（習近平：《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第24頁。）總之，創新是社會發展、實踐深化、歷史前進對黨史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強黨史工作生命力的著力點、著重點。只有不斷擴展工作內容、創新工作方式和手段、增強黨史作品活力和感染力、全面加強和改進各項工作，黨史事業才能適應新形勢，獲得新發展。
毛澤東指出，“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26頁。）黨史工作隊伍是黨史工作的實踐主體，其素質和能力直接影響黨史工作的成效和水平。江澤民強調，“提高黨史工作者的自身素質很重要。”黨史工作者“要加強史德方面的修養”，“要加強知識、理論方面的修養”，要“提高業務工作能力”。胡錦濤提出了“健全機構、穩定隊伍、充實力量、提高素質”的十六字方針。他強調，特別是要注意保留和培養黨史研究的骨干力量和學科帶頭人，充實青年專業人員，采取措施克服一些地方存在的“斷層現象”，不斷提高黨史隊伍的政治素質和業務水平，努力適應新形勢下黨史工作發展的需要。（參見胡錦濤：《在全國黨史研究室主任會議和中國中共黨史學會第四屆理事會議上的講話》，《中共黨史研究》1995年第1期。）習近平更是屢次強調，開創黨史工作新局面，關鍵靠人才。他說，只有不斷培養造就黨史大家、名家，才能實現精品力作薈萃；只有黨史學科帶頭人大量涌現，才能提升黨史研究和黨史宣傳教育水平；只有建設一支高素質黨史人才隊伍，才能實現黨史工作的可持續發展。（參見歐陽淞：《關于加強黨史工作隊伍建設的幾點思考》，《中共黨史研究》2012年第3期。）總之，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的黨史工作，必須高度重視人才隊伍建設，不斷提高黨史工作者的政治素質和業務能力，并且善于把黨史系統外的黨史研究隊伍團結起來，共同為黨史工作特別是黨史研究的深化貢獻力量。
總而言之，黨史工作必須堅持正確政治方向。“以史鑒今、資政育人”是黨史工作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的當然要求，而這一根本任務的實現，需要黨史研究以及創新和人才培養的支撐。黨史研究是基礎，創新和人才培養是路徑和手段，兩者共生共存，互相促進，推動黨史工作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不斷提高黨史工作的科學化水平。
綜上所述，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等黨的主要領導人對黨史和黨史工作作出了重要論述。這些論述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既有對黨的歷史經驗和黨史工作的科學總結，又將這些經驗有機地融入革命斗爭和治國理政的實踐；既有對黨史和黨史工作宏觀的定位和把握，高度重視黨史工作在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又統籌兼顧，著眼于全國黨史工作的協調發展；既強調做好黨史工作要有政治的定力、理論的積累和扎實的作風，又倡導需要具備開放的心態和開闊的眼界；既強調深化黨史研究和加強資料征編等基礎工作的重要性，又提倡創新黨史工作的方式方法和體制機制，等等。同時，他們相關論述之間保持著有機的聯系，在繼承的基礎上不斷創新，隨著時代的前進構成一個不斷豐富和發展的理論體系，有著深刻的思想內涵和現實的指導意義。黨的主要領導人關于黨史和黨史工作的論述，為黨史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指明了方向。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以深遠的歷史視野和宏闊的戰略眼光，對黨的歷史進行了新的科學總結，對黨史工作的重要意義進行了新的概括，對黨史工作的創新與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特別是關于黨史和黨史工作的重要論述精神，為新形勢下做好黨史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們要繼續深入學習貫徹，不斷開創黨史工作新局面，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作者李穎，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