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正當我國勝利完成調整經濟的任務、克服經濟中的嚴重困難、開始執行發展國民經濟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時候，一場長達十年、給黨和人民造成嚴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突然爆發了。它就像一場突如其來的颶風，剎那間席卷了整個中國大地。
毛澤東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的出發點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維護黨的純潔性和建設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但他對黨和國家的政治狀況的錯誤估計這時已經發展到非常嚴重的程度。他認為黨中央出現了修正主義，黨和國家面臨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實危險；現在必須采取斷然措施，公開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發動廣大群眾才能揭露黨和國家生活中的陰暗面，把所謂的被“資本主義篡奪了的權力”奪回來。
一、棗莊“紅衛兵”組織的形成及發展
1966年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8月的十一中全會，先后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這標志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發。全國上下開始摧毀所謂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變“資產階級專政為無產階級專政”。為了貫徹落實中共中央關于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精神，棗莊市委于1966年5月下旬召開黨委擴大會議，要求各級領導干部認清形勢，放手發動群眾，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隨后，滕縣、臺兒莊開展了對《海瑞罷官》、《三家村札記》和《燕山夜話》的批判。棗莊市開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在這場針對“資本主義當權派和修正主義”的運動中，全國大中學校的學生率先起來“造資本主義的反”，學校“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在全國學生運動的影響和推動下，棗莊市的學校“文化大革命”也如火如荼地展開。為了穩定形勢、加強對運動的領導，使“文化大革命”運動有秩序地進行，中共中央決定派工作組進駐大、中院校協助領導學生運動，并擬定了保持有領導有秩序地開展運動的八條要求。根據中央的要求，棗莊市委于1966年6月中旬，向部分中學和文教單位派駐了工作組，具體指導學生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同月，滕縣縣委也派出工作組進駐學校。6月下旬，棗莊市的中小學生開展了聲勢浩大的“破四舊，立四新”運動。學生紛紛走上街頭張貼標語、大字報，散發傳單，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在“破四舊”運動中，一些所謂具有“四舊”色彩的商場、街道、學校的名稱、字號被砸掉，改為具有革命意義的名稱；搗毀古跡、神像、文物；焚燒書畫、戲裝、家譜；甚至婦女的頭發、衣著都在破除之列。滕縣城北門清代修建的鐵牌坊在運動中亦被砸壞。
7月，由于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挑撥學生斗爭，并向毛澤東作了片面匯報。毛澤東于是嚴厲地指責工作組“起了壞作用，阻礙運動”。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于7月28日決定撤銷工作組。8月初，山東省委作出了關于撤銷工作組的決定，市委根據省委的指示撤出了進駐學校的“文革”工作小組。此后，學校又處于無黨組織的領導狀態。但是，學生的造反精神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和熱烈支持。在中共中央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的當天，毛澤東寫信給清華大學的紅衛兵組織，贊揚了他們的造反精神。這使紅衛兵組織迅猛發展，在很短的時間內遍布全國。8月18日，毛澤東在北京第一次接見了赴京串連的紅衛兵和大中學校的師生。根據中央的指示，棗莊市各中學也紛紛選派師生代表分批赴京，匯入進京大串聯的紅衛兵大軍，接受毛主席的檢閱。接受檢閱的師生返校后，棗莊的各中小學紛紛成立了名目繁多的紅衛兵組織。一時間，棗莊的紅衛兵組織如雨后春筍般的發展起來。紅衛兵組織在“造反有理”口號的號召下，掀起了以學校校長、教師為對象的所謂“斗黑幫”的浪潮，各種亂糾亂斗的混亂現象不斷發生，許多文教系統的領導干部受到了批斗。紅衛兵組織和教師的大串聯走向高潮。9月14日，市委成立了赴京學生領導小組，叢鶴丹任組長，力圖加強對學校師生赴京串聯活動進行領導。此時，棗莊紅衛兵組織赴京串聯的師生還是學校選派的代表，串聯活動仍處于市委的領導下進行。10月22日，《人民日報》社論《紅軍不怕遠征難》發表后，棗莊市和滕縣城鄉中學師生多數都自發地卷入了“大串聯的熱潮”，到全國各地進行串連，領導小組對其已經失去了控制，社會秩序日趨混亂。從8月18日至12月26日，毛澤東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見了赴京串聯的紅衛兵和大中學校的師生，總共約一千一百多萬人次。在中央文革小組煽起的所謂捍衛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狂熱下，大批的“紅衛兵”沖向了文化教育界、黨政機關，沖向了社會，對他們所認定的所謂“封、資、修”的事物進行了大破壞。文化教育界、黨政機關的許多人，被當作“黑幫分子”、“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動學術權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受到批斗、抄家，受到侮辱、毆打和迫害。
1966年底，棗莊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也開始突破文化教育界，深入到機關、工廠和農村，以學校師生為主力的紅衛兵組織逐漸發展成為涵蓋工人、農民和學校師生等社會各階層的群眾運動組織。全市的黨政機關、群眾團體、廠礦企業、農村社隊都紛紛建立起了所謂的“戰斗隊”，提出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口號，把矛頭直指各級黨委，黨政機關受到了沖擊，全市陷入混亂局面。
二、棗莊群眾組織的奪權及革委會的成立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發表了題為《把無產階級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社論。按照毛澤東的意圖，社論宣布“1967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斗爭的一年”，號召“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1月6日，上海的“造反派”組織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劃指揮下，奪取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這得到了毛澤東的贊賞。全國掀起了奪取各級領導權的“一月革命”風暴。在“奪權風暴”的推動下，青島市原副市長王效禹領導的“造反派”組織，在奪取了青島的黨政大權之后，又聯合濟南的“造反派”組織，于2月3日一舉奪取了山東省委、省人委的黨政大權，成立了山東省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委員會（即“二三奪權”）。23日更名為山東省革命委員會，王效禹任革委會主任。
受“一月革命”風暴和“二、三奪權”的影響，棗莊一些所謂有名望的人物深入到工廠、農村等基層，煽風點火，鼓動廣大群眾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棗莊全市上下也掀起了“罷官”和“奪權”的浪潮。各級領導干部被批斗、游街，整個棗莊地區出現了“戴高帽游街成串，批斗會遍地見”的混亂局面。據統計，僅滕縣被罷官的干部就多達2977人，開除黨籍的就有845人。
為了穩定形勢，對混亂的狀況加以約束，毛澤東號召各群眾組織實現大聯合，正確對待領導干部。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布了《關于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決定》指出“在這場偉大的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的奪權斗爭中，人民解放軍必須堅決站在無產階級革命派一邊，堅決支持和援助無產階級革命左派。”因此，要求部隊“積極支持廣大革命左派群眾。凡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左派要求軍隊去援助他們，軍隊都應當派出部隊積極支持他們。”
2月上旬，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棗部隊在宗國治的率領下奉命執行“三支兩軍”（即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任務，正式介入棗莊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同時，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滕部隊也開始執行“三支兩軍”工作。隨后，棗莊駐軍支左指揮部成立。軍隊的介入對棗莊市的“文化大革命”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在“文化大革命”造成嚴重困難的情況下，廣大解放軍指戰員和建制分隊擔負了維護社會治安、安撫群眾生活的工作，積極地開展“抓革命，促生產”，搞好工農業生產。為了貫徹中央的指示精神，棗莊的支左部隊組織了以支左部隊為主及學生、干部三結合的宣傳隊，分赴各區，宣傳中央指示，安排生產，號召農村各級干部努力抓好農業生產，“將功補過”，堅持“就地鬧革命”。通過這些工作，緩和了緊張局面，維護了社會秩序，保護了一批干部，減少了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對穩定棗莊地區的局勢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部隊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是為了維護和發展“文化大革命”，其核心是支左。而軍隊奉命支持的“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左派”，正是執行“文化大革命”極左路線最積極、最堅決的一部分人。因此，實際上，支左就是支派。“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兩派，無論那一派，在總體上都是錯誤的。各派之間雖然有某些具體分歧，但并無性質上的根本區別。人民解放軍的支左也帶了許多消極后果。
同時，為了響應毛澤東“紅衛兵要聯合起來”，“實現群眾組織的大聯合”，1967年3月初，棗莊各單位的紅衛兵組織聯合建立了“紅衛兵組織大聯合委員會”（即“大聯合”）。這得到了駐棗支左部隊的支持。“大聯合”成立以后，首先聯合了一小部分“當權派”于3月5日奪取了棗莊市委、市人委的黨政大權。雖然棗莊“大聯合”的奪權運動并沒有得到山東省革委的承認，但是 “大聯合”實際上已經控制了棗莊的黨政大權。為了穩定社會秩序、促進生產發展，掌權的“大聯合委員會”抓捕了一部分所謂“打砸搶”破壞生產的人。隨即，這些被捕人員的家屬到濟南上訪，以王效禹為首的省革委稱他們是“造反派”，要求“大聯合”釋放被捕人員，。在王效禹的直接干涉下，“大聯合”釋放了被捕人員。為了實現獨攬大權，制造棗莊群眾組織分裂的目的，王效禹挑撥并精心策劃了“大聯合”與所謂的“造反派”之間的激烈辯論。在辯論過程中，他大玩兩面派的陰謀手段，更加激化了兩派群眾之間矛盾，導致了棗莊群眾組織的日趨分裂。
在“大聯合”奪取了棗莊市的黨政大權之后，滕縣群眾組織于1967年3月10日也聯合召開了奪權大會，宣布“奪取了中共滕縣縣委、縣人委的大權”，成立了滕縣臨時最高權力機構——滕縣革命委員會，時稱“前革委”。在奪權大會上，張翠峰作了報告，散發了《給毛主席的致敬電》、《告全縣人民書》等傳單。滕縣革命委員會由軍隊、干部、群眾三方面的代表（即“三結合”）組成，經全體委員會討論決定建立由9人組成的常委會，張翠峰任主任委員。同日，縣革委發布了第一號通令，規定滕縣縣委、縣人委的黨、政、財、文一切大權即日起歸滕縣革命委員會。停止前縣委、縣人委的一切領導權，除轉發的中央指示、文件外，前縣委、縣人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制定的一切指示、文件一律作廢。至此，全縣的黨、政、群系統的領導機構，被一元化的“三結合”革命委員會所取代。
1967年4月中旬，“林彪、四人幫”在山東的代理人王效禹及其控制的群眾組織在全省范圍內發動了一場“反逆流”的斗爭。為了控制棗莊，王效禹親自派出了一個所謂的宣傳隊，插手棗莊，制造分裂，這極大地加速了棗莊市群眾組織的分裂。5月，棗莊“反逆流”指揮部成立，即“造反派”組織。“反逆流”指揮部成立后，在王效禹的挑撥之下，棗莊的群眾組織之間展開了更加激烈的辯論和爭斗，派仗斗爭愈演愈烈。至此，棗莊的群眾組織之間已經完全分裂成嚴重對立的兩大組織，即“大聯合”和“造反派”組織。
在王效禹的操縱和控制下，滕縣的群眾組織也加緊了奪權步伐。1967年4月中旬，滕縣部分紅衛兵殺出來炮轟滕縣革命委員會，實行反奪權，掀起“反逆流”惡浪。滕縣的群眾組織也分裂成嚴重對立的兩派，派仗斗爭愈演愈烈，直接導致了“五、一三”、“五、一五”、“五、一九”、“六、一三”等嚴重武斗事件的發生。
1967年6月5日，棗莊市武裝部發表了“五點聲明”。聲明直指所謂的“當權派”，聲稱“反逆流”是真正的造反派。武裝部的“五點聲明”嚴重激化了“大聯合”與“造反派”組織之間的矛盾，加劇了兩派之間的斗爭，“打砸搶”的行為愈加瘋狂。為了實現利用一派打倒另一派、獨攬棗莊大權，王效禹多次接見“造反派”組織的代表，支持“造反派”組織，蓄謀“在棗莊打開一個缺口”。制定了“通過一個事件，發表一個聲明，把大聯合摧垮”的反動方針，組織、策劃并操縱指揮了一系列武斗事件，打擊“大聯合”的勢力。
1967年7月9日，以王效禹為首的省革委及省軍區派遣馬茂宗率“支左”部隊進駐棗莊，支持“造反派”組織的行動，試圖分化瓦解“大聯合”組織。7月13日下午，“造反派”組織大肆抓捕群眾，沖擊公安軍管會，綁架、毆打公安干警。棗莊的局勢日趨混亂。7月25日、26日，在王效禹的精心策劃和組織操縱之下，棗莊兩派組織之間發生了大規模武斗事件（即“七、二五事件”）。同時，滕縣的兩大群眾組織之間也發生了大規模的武斗事件。26日下午，王效禹以省革委、濟南軍區、省軍區的名義發表了《關于棗莊局勢嚴正聲明》，把棗莊的“大聯合”組織認定為“反黨叛亂反革命”的性質。接著，王效禹兩次主持召開省革委會議，把這次棗莊的武斗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王效禹并親自簽發了《山東省革委會、濟南軍區、山東省軍區聯合緊急通知》，印制10萬份，派飛機在棗莊、滕縣上空散發。同時，以王效禹為首的省革委及省軍區命令棗莊支左部隊及武裝部大力圍剿“大聯合”組織成員，要求其“不怕疲勞，乘勝追擊”，徹底摧垮“大聯合”組織；并通知了各有關車站圍追堵截，對“大聯合委員會”群眾進行了殘酷的鎮壓、通緝和搜捕。大量的群眾遭受了摧殘和折磨，肆意被逮捕、毆打、游街、批斗。據不完全統計，在這次事件中，私設監獄500多處，遭受毒打的干部群眾100659人，被打留有后遺癥的2425人，致殘的69人，被打死、逼死者94人。“七、二五”事件的發生，造成棗莊地區部分廠礦企業停產或半停產，工農業生產遭受了嚴重的損失。
“七二五事件”以后，棗莊及其滕縣的“大聯合”組織被摧垮。1967年7月28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棗莊市公安機關軍事接管小組成立。它的建立標志著“造反派”組織在駐棗支左部隊的支持下奪取了棗莊市委、市人委的黨政大權。
在奪取了棗莊的黨政大權后，“造反派”組織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百日大批判”及其奪權圖片展，揭露所謂“大聯合”組織的種種罪行。同時，受王效禹的調遣，棗莊“造反派”組織調動9000余人，在“支左”解放軍負責人的帶領下，配帶機槍、步槍、鋼釬、木棒等武器乘車開赴徐州，于1967年8月31日制造了震驚全國的“八、三一”武斗事件。在這次事件中，徐州被打死、打傷及被抓捕的群眾近萬人。
1968年2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棗莊市公安機關軍事接管小組撤銷。根據中共中央1967年12月頒發的《關于公安機關實行軍管的決定》，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棗支左部隊對棗莊地區的公檢法機關進行軍管。原棗莊市公安局、檢察院、法院三家合為一體，成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棗莊市公安機關軍事管制委員會。滕縣及各區（鎮）也相繼成立了軍事管制小組。在當時的情況下，它的成立對維護社會治安、加強人民民主專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棗莊市公安機關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以后，“造反派”組織認為“棗莊地區的形勢已經一片大好”，基本實現了所謂的全市“一片紅”。于是，各級革命委員會如雨后春筍般紛紛建立。在棗莊市所屬的四區一鎮中最先建立革命委員會的是薛城區。1968年3月5日，經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棗支左部隊領導小組批準，在原薛城區駐軍六一八六部隊禮堂召開了由工人、農民、紅衛兵、機關干部和解放軍軍代表參加的薛城區首屆人民代表大會。會議選舉產生了薛城區革命委員會委員22人，主任1人，副主任5人。3月11日，齊村區和棗莊鎮亦分別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革委會成員中大部分是軍代表和群眾組織代表。13日，嶧城區、臺兒莊區也相繼成立了區革命委員會。
1968年3月15日，經山東革命委員會批準，棗莊市革命委員會在“造反派”組織的一片歡呼聲中“光榮誕生”了。棗莊市革委會由38名委員組成，常委20人，其中不少是群眾代表。駐棗支左部隊負責人馬茂宗任主任，馮光裕（軍代表）、劉國興（軍代表）、石一彬（革命干部代表）、劉鳳森（工人代表）、章猶冬（工人代表）、武興典（學生代表）、張洪生（農民代表）任副主任。20日，棗莊市革委發布了第一號通告，稱：“棗莊市的黨政財大權自3月20日起歸市革命委員會。市委、市人委自1966年5月16日以來，發布的有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指示、文件即日起一律作廢（上級文件、指示除外）。市革命委員會是棗莊市的最高權力機關”。同時，成立了市革委的辦事機構，即：建立市革委辦公室，下設辦事組、行政組；建立市革委生產指揮部，下設工業組、財貿組、內務組；建立市革委政治部，下設秘書組、組織組、宣傳組、群眾工作組。
3月28日，經山東省革命委員會批準，滕縣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稱“后革委”），馬啟廷任主任委員，周克玉、張翠峰、李新法、李振漢、呂宜蘭、張正寅任副主任委員。
在棗莊市各級革命委員會紛紛成立的同時，棗莊礦務局所屬各廠礦企業也相繼成立了革命委員會。3月17日，棗莊礦務局革命委員會成立。
至1968年5月22日，全市應建立革委會的1623個單位，已建立革委會1551個，占總數的95.5％，全市基本上實現了所謂的“一片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