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除原有的幾個民主黨派外，人民群眾是不能自發建立任何政治組織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各種自發性的群眾組織活動，如潮水一樣驟然興起、強盛，而又象流星一般很快衰落、消失，在中國現代政治舞臺上演出了曇花一現的短短一幕，沒留下任何社會意義的痕跡。作為文革的獨有現象，研究群眾造反組織的產生、興起及其衰落，是很有意義的。
一、棗莊主要群眾造反組織產生的歷史背景和起因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通過了毛澤東主持起草的指導“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隨之，以“《海瑞罷官》事件”為“序幕”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文化大革命”像突如其來的颶風，短時間就席卷全國大地，把中國人民帶進一場長達10年的浩劫之中，造成了建國以來黨和國家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
1966年5月底6月初，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一些中學生，首先自發成立了名為“紅衛兵”的組織。不久，北京海淀區的其它一些中學也先后成立了類似的學生組織。這便是第一批紅衛兵。這些學生不僅批判學校的老師和領導，也不信任學校的共青團組織，他們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了全新的革命的“階級隊伍”——紅衛兵。他們的舉動，是開了新中國時期，群眾不經批準，便自發“結社”的先河。
在當時中央高層中，包括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在內，當時均是贊成文革的。為了使運動能按照自己的思路，有序地展開，當時，處于第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決定按照傳統的方法，派出工作隊主持運動。仿照中央的做法，6月中旬，在棗莊時任副市長叢鶴丹帶領下，向部分中學和文教單位派出了工作組，具體指導“文化大革命”運動。下旬，中學生開展了轟轟烈烈的“破四舊、立四新”運動。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討論通過《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否定了向學校派駐工作組的做法，號召“從基層造反”，首先要從學生中造反。紅衛兵組織得到了毛澤東的首肯與支持。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第一次接見了紅衛兵，直到11月26日，先后8次接見了1100多萬來自全國各地的學校師生和紅衛兵。棗莊市和滕縣各中學選派師生代表分批赴京，匯入進京串聯的紅衛兵大軍，接受毛澤東的檢閱。返校后紛紛建立名目繁多的紅衛兵組織，在“造反有理”的口號下，對教師和領導干部進行批斗。文革中棗莊最初的群眾造反組織由此建立。
二、棗莊市主要群眾造反組織的興起
（一）紅衛兵組織的誕生
在文革開始不久，為響應毛主席號召，棗莊各中學首先建立了紅衛兵組織，逐步在全市各黨政機關、廠礦企業、群眾團體中發展起來。這時的群眾組織很多，但并無明顯的觀點分歧和派性斗爭。其主要活動是提出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口號，把矛頭直接指向各級黨委，黨政機關受到沖擊，全市陷入了混亂局面。
（二）紅衛兵組織兩派的分裂
1967年1月，上海的“造反派”組織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劃指揮下，刮起了向上海市的黨政機關奪權的所謂“一月革命”風暴。時任青島市副市長的王效禹指揮青島的“造反派”組織在1月22日奪取了青島市委、市人委的黨政大權。又于2月2日，召集25個“造反派”組織聯合成立了山東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革命委員會”（2月23日更名為“山東省革命委員會”），奪取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權。王效禹任山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
受上海“一月奪權風暴”和王效禹“二三奪權”的影響，棗莊全市上下刮起了亂“罷官”、亂“奪權”的歪風，各級領導干部被揪斗，黨組織癱瘓。僅滕縣被罷官的干部就有2977人，開除黨籍的845人。整個棗莊地區出現了戴高帽子游街的成串、批斗會遍地見的混亂局面。
2月前后，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在不同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錯誤作法提出了強烈批評，被林彪、江青等誣蔑是“二月逆流”。以王效禹為首的省革委及其控制的群眾組織在全省范圍內發動了“反逆流”斗爭，批斗大批干部，打砸搶十分瘋狂。這引起了一部分群眾的不滿，紅衛兵組織中間出現了觀點分歧，并由此引發了“大聯合”和“造反派”的產生。
1967年3月初，為響應中央“紅衛兵要聯合起來“的號召，棗莊各單位紅衛兵聯合建立了“大聯合委員會”，并于3月5日奪取了市委、人委的權，并抓捕了一部分“破壞生產”的人。但此次奪權并沒有得到省革委的承認，一部分在棗莊有相當名望的人也都表示反對。被捕的人的家屬到濟南上訪，王效禹要求釋放這些人，并稱他們是“造反派”。被釋人員與“大聯合”代表在濟南展開了激烈辯論。辯論會上，王效禹對“大聯合”代表們說：“你們是棗莊大的革命組織，誰想摧跨你們誰就是錯誤的。”又對被捕人員說他們是左派組織，是正確的。王效禹的兩面派言論挑起了兩派人員之間的辯論以至爭斗。5月，以被捕方成員為主要成員，在棗莊成立“反逆流指揮部”，即造反派組織，發動“反逆流”斗爭。此時，棗莊的紅衛兵組織分裂成嚴重對立的“大聯合”和“造反派”兩派，派仗愈演愈烈，局面嚴重混亂。
（三）兩派群眾組織大規模武斗的形成
1967年6月8日，棗莊市武裝部發表了“五點聲明”：矛頭直指“當權派”，“反逆流”是大方向，是真正的造反組織。“聲明”加劇了兩派之間的斗爭，打砸搶更加瘋狂。此時兩派均未掌權，掌權的是“支左部隊”。
在此期間，王效禹為了實現其打倒一派、獨攬大權的目的，多次接見“造反派”，蓄謀“在棗莊打開一個缺口”，并制定了“狗不咬用棍子捅”、“找一個借口，制造一個事件，發表一個聲明，把大聯合摧跨”的反革命方針，策劃、操縱和制造了一系列武斗事件。
1967年4月至5月，在王效禹的指使下，棗莊的“造反派”以“反逆流”為名，把斗爭矛頭指向解放軍。5月下旬，一百多名“造反派”成員沖進濟南軍區大院靜坐示威，同時于當天晚上沖擊了省軍區，圍攻毒打了正在省軍區開會的棗莊市武裝部長張晨和副政委齊淘，并辱罵了省軍區參謀長劉朋。
7月25日至26日，在王效禹的指使下，棗莊兩派不同觀點的群眾（“大聯合”和“造反派”）發生了大規模的武斗。28日，王效禹派飛機來棗莊市區散發傳單，定武斗中的一派群眾組織（大聯合）為“反黨叛亂反革命事件”，“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進行殘酷鎮壓、通緝、搜捕，持續了很長時間，并逮捕了一批領導干部和大聯合群眾組織負責人，造成群眾死傷達萬余人。一部分“大聯合”被“造反派”關進牛棚，被肆意毆打、辱罵、游街、批斗。“7.25”事件后，“造反派”真正掌權。
“7.25”事件后，棗莊地區赴京上訪的“大聯合”成員蘇子棟、種衍正等數十人，在薛城火車站遭“造反派”武裝人員的包圍，蘇子棟、種衍正被打死。
8月30日 受王效禹調遣，棗莊“造反派”組織調動9000余人，在“支左”解放軍負責人的帶領下，配帶機槍、步槍、鋼釬、木棒乘車開赴徐州，次日參與了震驚全國的“8.31”武斗事件。在這次事件中，徐州被打死、打傷及被抓捕的群眾近萬人。
省革委于67年11月下旬召開第五次全委會議，重點是“反對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風和復舊傾向”。王效禹等人借此在全省發動所謂“反復舊”運動，再次集中打擊和迫害了大批軍隊和地方干部。棗莊受其影響也開展了“反復舊”運動，致使部分干部群眾遭受打擊和迫害，工農業生產受到嚴重影響，社會秩序更加混亂。其中以“侯孟公社侯塘大隊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事件”影響最大，侯敬蘭、侯敬文、侯敬九、侯敬民四人被定性為罪魁禍首、急先鋒、現行反革命分子，被逮捕關押，相關人等也遭到了批斗。
1968年8月24日，棗莊“造反派”派出由42人組成的“宣傳隊”進駐臨沂大蘆湖煤礦，9月8日這支“宣傳隊”參與了臨沂“武斗”事件，制造了“九.八”慘案。在這次事件中有500多名群眾遭毒打，200余名抵制王效禹的解放軍干部被打傷，其中25人被打成重傷。
（四）棗莊主要群眾造反組織的衰落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召開的中共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錯誤實踐合法化，林彪、江青幫派體系中的相當一批骨干和親信，還有各地的造反派頭頭，都被大量塞進了黨的中央委員會。這是一次造反派勝利的“九大”，其力量急速壯大。但九大一結束，中央就決定解決山東問題。中央認為，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后，由于個別領導同志（王效禹）違背了十二中全會精神，在全省進行了所謂“反復舊”運動，犯了嚴重的錯誤。這種錯誤是帶方向性的。當時稱中央批示和十條措施為《批示》、《十條》。
隨著王效禹的倒臺，棗莊“造反派”的命運隨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大量“造反派”成員被逮捕。6月，紅衛兵山東指揮部棗莊分部撤銷。10月30日，滕縣（現滕州市）革委批示同意撤銷“紅衛兵山東文藝造反司令部滕縣分部”，11月3日，撤銷“紅衛兵滕縣指揮部”和“山工總滕縣分部工代會”。“所有的群眾組織必須實行大聯合”（“八二八”命令）。
1969年10月29日，棗莊市革委核心領導小組決定舉辦落實中央《批示》、《十條》學習班，進一步肅清了王效禹錯誤的影響，糾正了王效禹給棗莊工作帶來的危害，消除了派性。因反對林彪、“四人幫”和王效禹一伙而遭受迫害的群眾組織，以及林彪、“四人幫”和王效禹一伙制造的一切冤、假、錯案，一律予以平反。
文革中棗莊“造反派”真正掌權也就兩年左右的時間，但在這短短的時間內，給棗莊人民帶來了極大的苦難，經濟水平急劇下降，許多人受到批斗，人員大量傷亡。教訓是慘痛的，記載并研究它，是“以史為鑒”，讓悲劇不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