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以后，按照毛澤東的部署，“斗、批、改”運動在全國全面展開。棗莊地區也同全國一樣，開展了以“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整黨建黨”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為主要內容的 “斗、批、改”運動。
清理階級隊伍
所謂的“清理階級隊伍”，就是把混入革命隊伍中的叛徒、特務、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及地主、富農、資本家、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等清理出來。這種清理，是在剝削階級已經消滅，而把階級斗爭強調得十分過火，最基本的民主和法制被破壞，人權沒有保障的大背景下進行的。加之“文化大革命”全局性的方針錯誤，對于“階級敵人”沒有明顯界定，帶有很大的主觀隨意性。在加上林彪、江青一伙散布和助長的極左思潮的影響和派性的干擾，夸大了敵情，混淆了敵我，各種名目的組織都可以任意揪斗、關押、審訊，被他們認為是“階級敵人”的人。因此，不少無辜的干部群眾成了“清理階級隊伍”的犧牲品，造成了很多冤假錯案。
棗莊的清理階級隊伍，是從1968年5月開始的。5月25日，中共中央在轉發《北京市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斗爭的經驗》中要求：“全國各地區各單位要有步驟地、有領導地把清理階級隊伍這項工作做好。”按照中央要求，全市開展了清理階級隊伍工作。棗莊市革委首先召開了全委擴大會議，制定了清隊工作的方法和步驟：一是深入學習毛澤東對清隊工作的指示和各項無產階級政策，開展革命大批判，進行思想教育，啟發群眾對敵斗爭的積極性；二是放手發動群眾，開展坦白檢舉運動，大揭階級斗爭的蓋子；三是進行人物、問題的排隊，選準典型，及時召開寬嚴大會，向敵人發動強大的政治攻勢和政策攻心；四是各級領導尤其是市革委會領導，要深入實際，深入群眾，親臨階級斗爭第一線，指導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的開展。之后，市、區（鎮）、礦務局及市直各單位相繼成立了“清理階級隊伍”領導小組，制定了運動開展方案。截止到1970年初，四區一鎮共清理出叛徒241人，特務99人，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315人，現行反革命分子75人，歷史反革命223人，其他壞分子139人。由于清理階級隊伍氣氛恐怖，在一星期內，薛城區連續發生15起自殺事件，其中14人死亡，1人自殺未遂。
1968年8月至9月，滕縣革委首先舉辦了由機關干部參加的清隊學習班，原縣直機關760余人參加了學習。學習班期間，清出所謂的叛徒，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84人（縣級7人，區級27人，一般干部50人）。同月，滕縣革委根據濟寧地區革委的要求，組織了2700人的所謂群眾專政大軍，對11個區的223個單位開展了“政治大掃除”活動，先后揪出各敵人694名，其中叛徒99人，敵特分子39人，死不改悔的走資派2人，沒有改造好的五類分子138人。另起這次清理階級隊伍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指導下進行的，所清理的各類人員絕大多數為冤假錯案，造成極為嚴重后果，致使一些干部群眾的身心受到極大傷害。
“一打三反”運動
在開展清理階級隊伍的同時，根據中央的指示，從1970年2月，全市開展起“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的“一打三反”運動。運動期間，市革委黨的核心領導小組，于7月2日至9月26日，舉辦了由市直機關545人參加的“一打三反”學習班。學習班共分兩個階段：第一，開展革命大批判，揭開機關階級斗爭蓋子，從回顧4年來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和貫徹落實《批示》、《十條》入手，以揭為主，揭中有批；以批為主，批中有揭。第二，在大批判、揭蓋子的基礎上，開展對敵斗爭，深挖階級敵人。要狠抓一個“挖”字，突出一個“準”字，立足一個“拉”字，貫穿一個“批”字。在這次學習班的推動下，全市通過群眾性的大檢舉、大揭發、大批判、大清查和各種類型學習班的舉辦，截止到1971年5月，全市共清查出各類階級敵人2946人，破獲反革命集團案件56起，清出貪污盜竊、投機倒把5074人。其中1000元以上502人，5000元以上15人，萬元以上5人。按照黨的政策應定性定案處理的5897人，已定性定案的處理的2740人，占46%；其中敵我問題的占18%，屬于內部問題的占75.3%。
滕縣的“一打三反”運動，自開展以來，截止到1970年7月，共清查出階級敵人4646人，其中現行反革命分子977人，歷史反革命分子1775人，五類分子1892人，叛徒集團24起，大、中、小貪污盜竊犯3921人，其中貪污千元以上的446人，5000元以上的22人，萬元以上的1人，貪污盜竊集團15起，金額達105.3萬元。大、中、小投機倒把1793人，其中牟利1000元以上的343人，5000元以上的29人，萬元以上的7人。非法牟取暴利達68.7萬元。
由于“一打三反”是在左的思想指導下進行的，因而夸大了敵情，混淆敵我問題普遍存在。雖然它在制止經濟犯罪方面產生了一定的作用，但從總體上來看，它是一次錯誤的政治運動。這次運動同樣為少數人進行派性斗爭所利用，又在全市釀成了一批冤假錯案。
整黨建黨工作
整黨建黨是斗批改階段的一項重要任務。毛澤東于1967年10月，在青海省黨的核心小組報告上的一個批示，被稱為50字的建黨綱領。即：“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于階級敵人進行戰斗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當時要求全黨要以這個批示為指導思想，用毛澤東思想整頓、恢復和重建黨組織。這樣的指導思想是左的，不符合實際的。
在整黨建黨中，中央還要求“虛心聽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意見”，黨員都要進行“斗私批修”，黨組織要“吐故納新”。所謂“吐故”，當時的要求就是要把“證據確鑿的叛徒、特務、一切反革命分子、頑固不化的走資派、階級異已分子、蛻化變質分子堅決清除出黨。”所謂“納新”，就是要把那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沖殺出來的、忠于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吸收入黨。
棗莊地區的整黨建黨工作，從1969年4月開始，至1971年底結束，由點到面，分期分批進行的。首先棗莊市革委以學習班的形式，采取集中人員、集中時間、集中精力的辦法，于1969年4月17日至5月25日，市直機關545人進行了整黨建黨集中學習。參加學習班的人員，以中共九大通過的黨章和50字建黨方針為政治方向，經過組織發動、思想整頓、組織整頓三個階段。在學習班中，組織處理了15人（清除11人，開除2人，勸退2人），占學習班黨員總數的5%；受黨紀處分的13人，占4.2%；暫緩恢復組織生活的21人，占6.9%；取消預備黨員資格的4人，發展新黨員6人。
在市直機關整黨建黨學習班的推動下，全市各廠礦、企事業單位及各基層組織都相繼舉辦整黨建黨骨干培訓班，廠礦培訓骨干2500多名，臺兒莊區2800多名。這批骨干，在市整黨建黨宣傳隊的配合下，進駐各單位，幫助整頓黨組織。截止到1971年底，全市1874個基層黨支部，已有99%的單位開展了整黨建黨。全市27810名黨員，已恢復組織生活的25986名，占93.5%；1760個單位建立了新的黨支部，占原有黨支部總數的94%；316個黨支部進行了組織處理，共處理黨員377名；137個黨支部進行了“納新”，共發展新黨員6100名，其中女黨員684名，不滿30歲的青年黨員2805名，工人、貧下中家出身的5302名；新建黨支部164個，56個公社改選了黨委；市直機關、廠礦、企事業單位新建黨委24個。整黨前，全市農村的生產隊中，因黨員人數少，建不起來黨支部的有216個，黨員空白隊51個。通過整黨建黨，沒建支部的村下降到56個，空白村下降到13個。除薛城區外，4個市轄區、礦務局都召開了黨代會，建立了新黨委。1971年8月1日至3日，中共棗莊市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開，建立了棗莊市委。大會選舉宗國治為書記，張增華、秦修學、梁重珍、王潤齋為副書記。整黨建黨的同時，還進行了整團建團和其他群眾組織的整頓工作，已有80%單位建立了團支部，發展團員10399人。
滕縣于1969年12月25日，舉辦了歷時52天的首期整黨學習班。參加學習班的有縣、社兩級脫產干部1282人，占兩級干部總數的82%，其中黨員787人，預備黨員74人，占兩級干部總數的44% 。為了辦好學習班，還特意邀請了194名貧下中農的優秀代表參加。學習班分三個階段進行，即開展革命大批判，斗私批修和組織整頓。隨后，有772名黨員恢復了組織生活，絕大多數預備黨員轉為正式黨員，有15名黨員交待了隱瞞的政治歷史。截止到1971年12月，全縣基層黨支部整黨建黨工作基本結束的有1424個，占支部總數的92%，已建黨支部的1475個，黨總支19個，30個公社全部建立了新黨委。參加整黨的黨員14622名，恢復組織生活的13858名，占參加整黨人數的94%。在整黨期間共發展新黨員1281名，組織處理黨員247名，其中清除出黨45名，勸退20名，取消預備黨員資格20名，受其它黨組織處分的有162名。在整黨建黨的基礎上，滕縣于1971年3月12日至18日，召開了中共滕縣第四次代表大會，選出了新的縣委領導班子。此后縣委對各級領導班子逐步進行了調整，黨的工作和組織生活逐步走向正常。
棗莊市的整黨建黨，自始至終是以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為指導的，加之受派性斗爭的嚴重干擾，整黨建黨中的組織整頓及所謂的“吐故納新”就成了某些人打擊陷害黨員干部、進行拉幫結派的合法手段，致使一些幫派頭頭混入黨內，甚至進入黨的各級領導班子。而一大批無辜的黨員則以所謂混入黨內的叛徒、特務、頑固不化的走資派、階級異已分子、蛻化變質分子為名，受批挨整，甚至一批入黨多年的老黨員不能恢復組織生活。當然，也應當看到，全市通過整黨建黨，建立了各級黨組織，使大多數黨員的組織生活得以恢復，這對以后抵制和反對各種破壞活動、穩定局勢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教育革命
1968年8月，棗莊市革委根據中共中央發出的《關于派工宣隊進駐學校的通知》和毛澤東關于“在農村由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的指示精神，派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中小學校，參加學校的“斗、批、改”，領導學校教育革命和一切工作。為了開展好這項工作，市革委成立了棗莊市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總指揮部。第一批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由1000名產業工人組成11個宣傳隊，于1968年9月8日分別，進駐一、三、五、八中學，嶧城師范學校、礦務局中學、礦務局技校、煤建公司、市衛生系統、礦務局醫院，每個宣傳隊設大隊長、政委各一人。
為了搞好教育改革，市革委于1968年6月29日作出了全日制公辦小學管理體制下放到區、鎮的決定，區、鎮革委會負責對全日制公辦小學和小學附設初中班的行政管理，教育革命、教學改革的領導，并負責人事安排。1968年9月17日，市革委又發出了《關于中學管理體制下放的決定》，除三中、九中、師范由市革委領導外，其他中學一、二、四、五、六、七、八、十、十一等12處中學體制下放到所在區革委領導。
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嘉祥縣馬集小學教師侯振民、王慶余關于《所有農村公辦小學下放到大隊來辦，國家不再投資或少投資小學教育經費，教師國家不再發工資，改為大隊記工分》建議信后，市革委下發了《中小學教育改革的意見》，對公辦中小學下放到工廠、社隊辦學提出了具體意見：（一）農村中小學可以下放到社辦，城鎮中小學下放到工廠、街道辦。做到大隊辦小學、公社辦中學、區辦大學。（二）工資國家不再發，改為工分制，由所在的大隊負責。對城市的中小學教師，凡家在農村的，要回原社隊，一面教學，一面勞動。家在城市的，工資、醫療由街道、工廠負責，外籍教師一律回原籍。（三）實行小學七年一貫制，或附設初中班，廢除考試制度，實行推薦制，貧下中農、工人宣傳隊管理學校，建立以工農兵為主的三結合教師隊伍。侯、王建議及棗莊市革委關于教育改革的意見，造成了全市教師隊伍動蕩，嚴重沖擊了教學秩序。外籍教師調回原籍后，造成全市教師空缺700多人，致使學校秩序混亂，教學受到嚴重影響。尤其是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山區小學，師資空缺嚴重。在這次中小學下放中，全市有75處公辦中學下放到公社管理，均改城二、二制。小學附設初中班，到1978年全市共有804處，2149個班，學生達96256人，占全市初中生的三分之二。這類學校的師資、設備均差，教學質量無法保證。滕縣一中、棗莊三中、薛城八中三處省重點中學也遭到嚴重破壞，棗莊三中于1968年11月解散，另兩處省重點中學也停止招生。棗莊三中將三屆學生（67、68、69）同時畢業，下鄉或回鄉參加勞動，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造成近千名學生失學，大批教師外調或參加斗、批、改學習班。貫徹落實中共中央《批示》和《十條》后，市革委決定重新恢復棗莊三中，于1970年3月正式開學。
九大以后，棗莊的中小學雖然復課，但教育秩序混亂，學生把主要精力放在學工、學農的生產勞動方面，將學文化視為“智育第一”的修正主義。在此，全市的中小學在工宣隊、貧管會的管理下，“毛澤東著作”、“三祝愿”、“憶苦思甜”和參加校外勞動成了學生的主課。學校紛紛辦起校辦工場、農場、實驗田。全市中小學辦校辦工廠225個，農場589個，實驗田3045畝。
棗莊的“教育革命”，不僅嚴重挫傷了廣大教育工作者和教師的積極性，使棗莊的教育事業受到嚴重破壞，而且在廣大的中小學生中，產生了“讀書無用”、“讀書吃虧”等錯誤觀點，中小學生普遍學習不用功。1977年薛城區在中學生摸底考試中，336名學生數理化平均分在40分以上僅36人。“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其最嚴重的后果是貽誤了一代青少年教育和成長。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大學不招生、工廠不招工，商業和其它服務行業也處于停滯狀態，整個社會缺乏容納崗位，致使當時全國的1000多萬初、高中畢業生無法安排，其出路成為困擾各方面的一大難題。面對這種情況，加上對知識分子“左”的錯誤估計，1968年12月，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的號召，由此，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全國迅速掀起。
棗莊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從1969年開始。主要采取了四種形式，一是插隊，集中建立知識青年點；二是以下鄉知青為主，由帶隊干部和部分村民參加，建立集體所有制青年隊；三是建立集體所有制的農場；四是動員知識青年到建設兵團和國營農場參加勞動。為了加強對這項工作的管理，市和各區鎮都成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領導小組，有回鄉知識青年的公社成立了回鄉青年領導小組，大隊建立了“三結合”管理教育小組。期間，全市有199名知識青年參加了青海建設兵團，714名知識青年到甘肅農墾十一師建設兵團。1969年1月棗莊市直機關、礦務局系統共406名知識青年，到臺兒莊的蘭城店、泥溝、邳莊三個公社插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1975年棗莊地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掀起高潮，人數達到7305人。1978年總人數為18255人。為安置知識青年，棗莊先后建立了抗埠農場和坊上農場。此后，全市的應屆初、高中畢業生上山下鄉形成制度。
滕縣首批26名知識青年，于1968年9月奔赴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滕縣還先后接收了20多個省市自治區2877名知識青年，到滕縣的21公社安家落戶。
棗莊市在教育改革的同時，還進行了大規模的干部下放，大批的機關干部、事業單位的干部、知識分子下放到農村，在各種五、七干校從事體力勞動。1968年10月，棗莊的五、七干校在嶧城區坊上成立，并成立了由7人組成的五、七干校革委領導小組，楊印典任主任，周曉、孫序武任副主任。此后，四區一鎮相繼辦起五、七干校。1968年10月，齊村區60名機關干部率先到區五、七干校勞動。11月1日，市直機關200多名干部，到坊上五、七干校勞動，接受所謂的思想改造。
縱觀棗莊地區的“斗、批、改”運動開展，由于“文化大革命”指導方針的錯誤，不僅沒有在各個領域取得更大的成績，反而引發了一系列新的矛盾，造成了各方面工作的混亂和損失。林彪事件發生后，“斗、批、改”運動逐漸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