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編纂扶貧志全方位記載中國扶貧開發事業，首先要全面梳理和精準研判中國扶貧開發事業發展的歷史階段，準確把握各個階段的工作中心和扶貧方式。由于各地的扶貧成效是經濟增長帶動、專項扶貧資金項目支持、社會幫扶綜合作用的結果，各地的扶貧歷程并不完全對應全國扶貧工作歷史分期。因此，各地要因地制宜，從實際出發，根據本地的扶貧工作具體情況確立志書斷限，創新體例結構，把握好形式與內容、橫排與縱述、集中與分散、共性與個性等4個對立統一的基本原則，融全國扶貧大歷史背景共性和突出本地扶貧工作的個性于一體，編纂具有鮮明時代特征和濃郁地域特色的高質量扶貧志。

關鍵詞：扶貧志? 歷程? 體例設計? 原則

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在致力于經濟和社會全面發展的進程中，在全國范圍內實施了有計劃、有組織的大規模扶貧開發。中共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實施了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脫貧攻堅戰，并取得全面勝利，完成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組織編纂扶貧志，全面、系統、深入地記錄我國消除絕對貧困的偉大歷程，介紹人類減貧的中國探索和實踐，總結扶貧脫貧的經驗做法，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是當前地方志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截至2020年年底，全國共編修省、市、縣三級扶貧專題志書31種（部）。這些扶貧志的編纂實踐，為進一步啟動各級各類扶貧專題志的編修工作積累了經驗和方法。筆者亦有幸參與多部扶貧志的篇目研討與志稿評審。本文結合我國扶貧戰略演變及各地扶貧志編纂實踐，探討扶貧志的體例設計原則，為扶貧志編纂提供參考服務。

中國扶貧事業是中央統一規劃、統一部署、統一要求，但全國各地具體的扶貧舉措、項目、成效不盡相同。各地編纂扶貧志，首先要全面認識、準確把握扶貧發展軌跡，做好篇目設計。

?2001年，《中國的農村扶貧開發》白皮書發布，介紹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的有關情況，明確了農村扶貧開發的4個階段：1978年至1985年為體制改革推動扶貧階段，1986年至1993年為大規模開發式扶貧階段，1994年至2000年為“八七”扶貧攻堅階段，2001年開始為21世紀初農村扶貧開發新階段。2016年發布的《中國的減貧行動與人權進步》白皮書中，宣布減貧進入攻堅階段。參考兩本白皮書，本文結合扶貧事業發展與志書篇目設計實際，分析不同階段劃分的優點與不足，以扶貧方式為分類標準，將扶貧歷程劃分為5個階段。

（一）救濟式扶貧（1949—1977年）。1949—1977年，即新中國成立初至改革開放前。由于這一階段呈現普遍貧困特征，并沒有專門針對扶貧的政策，這一階段扶貧方式是以扶危濟困、幫弱助貧為主，因此被學界歸納為救濟式扶貧階段。這一階段的扶貧工作亦是民政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在1950年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民政會議上，對民政工作內容明確規定為社會救濟、生產救災、困難補助等數十項，涉及人民群眾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據《新疆通志·扶貧開發志（1978—2008）》，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提出在農村開展扶貧工作起于1978年，同時志書將1949年至1978年的扶貧工作單列“民政扶貧”篇，從救災救濟、農牧區救濟、農牧區扶貧、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4個方面記述早期的扶貧工作。由此可見，回顧記述前30年的救濟式扶貧是扶貧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項目式扶貧（1978—1985年）。1978—1985年，改革開放后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階段。1978年的全國民政工作會議，首次把扶貧從農村救濟中分離，專門劃定了農村貧困標準。我國政府開始有了專門針對農村的貧困標準和扶貧政策文件。考慮到我國真正嚴格意義上的扶貧是在改革開放以后提出并大規模實施的，“中國扶貧志叢書”規劃的56部志書，重點記述改革開放以來的扶貧歷程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的脫貧攻堅戰。

1980年后，國家先后設立7筆扶貧專項資金，旨在支援欠發達地區的發展。1982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實施“三西”（甘肅河西、定西及寧夏西海固）建設計劃。從1983年開始，國家每年設立2億元“三西”建設專項資金，用于扶持三西地區農業開? 發。“三西”建設開啟了我國區域性扶貧開發之先河，揭開我國扶貧事業的序幕。三西地區扶貧志編纂上限大多與這兩個時間點相關，如《固原扶貧志》上限為1982年，《鹽池縣扶貧開發志》《彭陽縣扶貧志》上限均起于1983年。

1984年9月，國務院發布《關于幫助貧困地區盡快改變面貌的通知》，提出要因地制宜地發展生產，對連片貧困地區采取更靈活、更開放的政策，加強對貧困地區的項目支援和領導。以湘西為中心的武陵山片區被確定為全國貧困片之一，國家予以重點扶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扶貧志》記述國家啟動湘西州以工代賑扶貧工程，對全州鄉村公路、基本農田、人畜飲水、農村中小型水利設施、小流域治理、農村通電、產業基地開發等工程項目實行資金投入傾斜政策。湘西州開始實施有組織、有計劃、有目標的反貧困戰略，通過一系列項目式扶貧，促使農村經濟取得了超常規增長。

（三）開發式扶貧（1986—2000年）。隨著改革開放深入，中國經濟發展地區差異、城鄉差異逐漸擴大，貧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老、少、邊、窮”地區，呈現出鮮明的區域集中特點。這一階段國家開始推行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的幫扶措施。1986年“七五”計劃中，將“老、少、邊、窮地區的經濟發展”單列一章。同年，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成立，這一扶貧機構的建立，標志著我國農村扶貧進入大規模開發式的扶貧階段。通過采取項目開發、技能培訓、信息服務等扶貧措施改善貧困人口生產生活環境。

?1994年3月，《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頒布，該計劃明確要求集中人力、物力、財力，用7年左右的時間，基本解決8000萬農村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這一階段，中央政府大幅度增加扶貧開發投入，同時推行入戶項目支持、最低生活救助、科技扶貧、勞動力轉移、生態移民等多元化扶貧措施，因此稱為“綜合性扶貧脫貧戰略”。根據《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的要求和西海固的實際，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政府制定出臺《寧夏“雙百”扶貧攻堅計劃》，計劃1994年到2000年解決100個鄉鎮100多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因此《固原扶貧志》中設立“雙百扶貧”章反映這段歷史。

?1996年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決定，在全國開展東西部扶貧協作，確定經濟較發達的東部9個省市和4個副省級計劃單列市，對口幫扶經濟欠發達的西部10個省區。東部省市對口支援，助力受幫扶地區如期打贏脫貧攻堅戰。這為扶貧志拓展了記述空間。如《固原扶貧志》單設“閩寧協作”，記錄25年來福建對口幫扶固原，探索山海協作新模式，開展先富帶后富，實現共同富裕的生動實踐。此外，部分東部省的扶貧工作是省內扶貧與省外援建兩個戰場，需要做好扶貧與援建“雙戰場”兼顧記述，其扶貧工作的組織模式、志書的框架結構、扶貧重點內容，又不同于中部地區的扶貧志。如廣東省作為中國經濟第一大省，但粵東西北地區與珠三角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距大，貧富差距懸殊。直到2016年，國家不再給廣東下達絕對貧困減貧任務，廣東轉向全面解決推進相對貧困問題工作。《廣東扶貧志》全面記述1984年11月廣東省貧困地區山區工作領導小組成立以后至2005年22年間全省扶貧工作的開展情況，重點反映廣東省山區、貧困地區農村開展的扶貧工作以及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同時單設“東西扶貧協作章”，記錄廣東省按照黨中央、國務院部署，開展東西互助的情況。廣東扶貧志較早對扶貧與援建兩條線記述方式做出有益探索。此外，也有部分東部地區扶貧志主要以幫扶援建為主，記述重點是產業合作、勞務協作、人才支援、資金支持、社會動員等方面。如深圳市組織編纂《深圳市扶貧合作志》（稿），重點記述1979年建市至2020年年底深圳幫扶貴州、甘肅、新疆、西藏等1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109個縣（市、區）的歷史。

（四）參與式扶貧（2001—2010年）。這一階段以《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為標志，實施整村推進、開發扶貧和救助扶貧“雙輪驅動”扶貧戰略。在全國中西部地區確定592個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把貧困瞄準重心下移到村，以15萬個貧困村為扶貧對象，全面實施以村為單位進行綜合開發和整村推進的參與式扶貧。以貧困農民的需求為重點，直接讓貧困農民參與到當地的經濟發展和管理之中，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把權力交給農民，促進農村的可持續發展。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在此期間積極推進武陵山片區區域發展與扶貧攻堅試點，全州瞄準1200個貧困村，派駐3231名機關干部，參與以整村推進模式縱深推進扶貧攻堅，大力實施基層組織、產業開發、基礎設施、生態能源、勞務技能培訓扶貧。實施參與式扶貧后，取得顯著成效，農村貧困發生率從5234%降至3193%，《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扶貧志》在“扶貧歷程”中，專設第三章“整村推進扶貧與集中連片扶貧開發”，集中記述了參與式扶貧歷程。

（五）精準式扶貧（2011—2020年）。其間《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和《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相繼出臺，以習近平考察湘西十八洞村，提出“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精準扶貧”重要論述為標志，以“2020年現行標準下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型貧困問題”為目標，全面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全黨全國全社會動員，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這一階段以片區開發新舉措與精準扶貧新方略融合推進為主要扶貧方式。

對于我國扶貧歷程階段劃分與歸納，學界和方志界認識亦略有不同。如有的學者認為，1949—1985年應劃為同一階段。該時期主要是通過制度變革減緩農村貧困程度，其減貧行動在于通過全面的、綜合性的制度變革調整社會生產關系，調動社會各方面特別是貧困農民的積極性，發展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以經濟增長緩解全社會的貧困問題。這一階段與后面時期不同，一是重點在于緩解全社會的貧困程度，而不注重減少貧困人口或者根除貧困；二是著眼點于全國層面，并未專門針對農村貧困地區。方志界也有類似觀點，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扶貧志》考慮到由于歷史條件有限，貧困標準設置低，扶持力度較小，僅維持在解決溫飽水平，因此將1984—1993年這9年劃為以解決溫飽為重點的救濟式扶貧時期。從前文所述中國扶貧歷程劃分和各地實際來看，各地的扶貧歷程并不完全對應全國扶貧工作歷史分期。因此，各地要因地制宜，從實際出發劃分扶貧歷程。劃分扶貧歷程的標準，各地志書也不一致。《曲靖市扶貧志（1978—2020)》也分為五個階段：體制改革推動扶貧階段（1978—1985年），區域開發式扶貧階段（1986—1993年），綜合性扶貧攻堅階段（1994—2000年），新時期扶貧攻堅階段（2001—2012年），新時代精準扶貧階段（2013—2020年）。這五個階段劃分的依據標準不一，難以掌握。再如《四川省農村扶貧志（1984—2000）》，按照國家五年計劃來劃分扶貧歷程：七五時期的扶貧、八五時期的扶貧、攻堅時期的扶貧。可見扶貧階段劃分直接影響到志書設計和編寫。因此，在編纂扶貧志的時候，應以扶貧方式分類，這樣階段清晰，有利于志書體例設計和內容記述。扶貧志在從宏觀方面記述貧困狀況、扶貧戰略、扶貧規劃的同時，要進一步結合各地扶貧方式的階段性變化，做好各地扶貧志的個性體例設計。

從已經出版的扶貧志來看，各志時間斷限、體式結構差異較大。篇目的設置也是在不斷總結編纂實踐而豐富發展的，這里著重談談體例設計中必須注意的事項。

（一）科學設置扶貧志斷限。時間和空間是事物存在的形式。明確的時間斷限，是方志編纂的一個基本原則。對于扶貧志上限的確立，全國目前有6種不同設置。

其一，將上限追根溯源到有資料可考的貧困狀況和賑災救濟。如《長陽扶貧志》的編寫上限起于1926年，反映了民國年間長陽縣貧苦狀況，救濟院成立及賑災救濟情況，但主體志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始有完備資料。這種追溯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民國時期賑災救濟應該如實記述。

其二，上限起自各地解放時間。如《定邊縣扶貧志》記述從1936年紅軍西征定邊解放以來，至2020年定邊縣脫貧歷程、精準扶貧工作。《西林縣扶貧經濟開發志》，其上限以1950年3月18日西林縣人民政府成立為標志。從解放初期，政府就著力組織人民開展生產自救，對災區人民發放救濟，以耕牛、農具、糧食等物資大力扶持人民群眾發展生產、改善生活開始記述。

其三，上限起自1949年，力求完整反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發扶貧歷程。“要全面、系統、準確地反映出扶貧事業和脫貧攻堅偉業，就要把扶貧事業放在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2020年12月這一歷史階段中去反映。”如《鄂爾多斯扶貧志》全面詳細地記述1949年以來鄂爾多斯扶貧變遷與發展，包括扶貧自然條件、扶貧歷史沿革、扶貧機構、扶貧改革、扶貧成效、扶貧經費、人物以及各個時期有關扶貧方面記載的著述名錄和國內外學者在鄂爾多斯考察情況等。

其四，上限起自1978年改革開放。《貴州省減貧志》《新疆通志·扶貧開發志》《陜西省志·扶貧開發志》《曲靖市扶貧志（1978—2020）》編纂上限時間均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1978年。

其五，根據各地扶貧事業起步實際情況確定上限，或以當地扶貧開發時間為上限。如《鹽池縣扶貧開發志》主要章節上限起自1983年國家實施“三西”農業建設，概述、部分章節追溯至1936年6月21日鹽池解放，鹽池縣隸屬陜甘寧邊區三邊專署時期，下限至2018年。

其六，上限起于扶貧機構成立之時。各地扶貧辦主持編纂的扶貧志，大多依據當地扶貧機構設立時間確立上限。如云南省扶貧辦主持編纂的《云南省扶貧開發志（1984—2005）》記述起于1984年云南省委農村工作部開展調查統計工作，并確定云南省26個國定貧困縣，15個省定貧困縣的扶貧歷史。由廣東省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主持編修的《廣東扶貧志》，記述的是1984年11月廣東省貧困地區山區工作領導小組成立以后至2005年22年間廣東省山區建設和扶貧開發歷程。

不同上限確立有其不同的理論依據，在實際編纂中產生不同效果。科學設置斷限，部分內容因事上溯，可在全志概述、章下序中反映。如《固原扶貧志》上限為1982年，但志中有關貧困狀況追溯至清代同治年間。

我國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編修扶貧志，早期扶貧志的探索實踐，記述了我國扶貧工作階段性歷史和成效，為進一步全面系統開展扶貧志編纂工作積累了工作經驗和方法。由于這部分扶貧志編修啟動較早，大部分下限較早，客觀造成扶貧工作記述不完整。2021年2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宣告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扶貧志的斷限無疑要與中央工作部署保持一致。2022年3月，《關于實施中國扶貧志編纂工程和中國全面小康志編纂工程的若干意見》（中指組字〔2022〕2號）要求：“扶貧志上限一般為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下限為2021年2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宣告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各地可根據本地實際情況適當調整。”這是個彈性的規定，為各地扶貧志編修留下了變通空間，實事求是，不必要求斷限統一。

（二）合理選擇體式結構。新編地方志橫排門類，依據橫分門類的多寡，體式結構一般分為大篇體、中篇體和小篇體。扶貧志在門類劃分上依據其行業特點、扶貧工作職能性質，其篇目設置也呈現出大、中、小篇體3種體式。?

第一種為大篇體，也叫綜合統領式。主體志部分將屬性相同或相近的門類合設一篇，各篇統領微觀部分，分別記述各項工作情況，具有相對獨立性，從宏觀上集中反映扶貧事業全貌。這種體式諸多章節統于一編之下，層層相轄，結構嚴謹。大篇體全書整體性較強，但是各篇內容不均，畸輕畸重，在扶貧志中運用較少。《四川省農村扶貧志》專志設4篇12章，第一篇貧困區域與扶貧任務；第二篇扶貧工作與成效；第三篇扶貧管理；第四篇附錄。嚴格意義上來說，附錄不應設篇，其中“扶貧工作與成效篇”設7章，涵蓋扶貧投入、政策保障、扶貧方式、社會扶貧、國際合作、扶貧成效、扶貧經驗等內容，占主體志篇幅58%，篇幅不平衡。從篇目設置來看，大篇體適合內容不是太廣的縣級扶貧志。如《宣恩縣扶貧開發志（1983—2006）》，章節體，主體志設5章，分別為：機構沿革、貧困縣的確立、扶貧開發、老區建設、人物。

第二種為小篇體，也叫一級平列式。此體式將扶貧工作中分量較重的各項內容，與總述、大事記、附錄一級平列。一級門類一般為10篇（章）左右。小篇體體現了“事以類聚，類為一志”的篇目分類原則。如《曲靖市扶貧志（1978—2020）》，章節目體，除概述、大事記、附錄外，設15章，分別為扶貧機構、貧困狀況與扶貧方略、區域性整體扶貧、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就業扶貧、教科文扶貧、生態扶貧、易地扶貧搬遷、社會保障扶貧、黨建引領扶貧、對口幫扶、扶貧管理、扶貧模式創新、典型選介、人物。《定邊縣扶貧志》除概述、大事記、附錄外，設惠農政策、扶貧管理、產業扶貧、教育扶貧、文化扶貧、健康扶貧、科技扶貧、社會扶貧、項目扶貧、扶貧資金、基建扶貧、精準扶貧、人物、扶貧文化14個章節。這兩部小篇體扶貧志體現了相同優勢，將具體的扶貧方式分別上升到一級篇目上，有利于深度記述。

第三種為中篇體，也叫混合排列式。此體式在小篇體的基礎上，將若干個內容較少，性質相近的門類合并。這種結構通過聯合門類，使一級層次的篇幅大致平衡。如《貴州省減貧志》專志部分設7章，分別為：貧困狀況與減貧戰略、基礎設施建設、生態與產業減貧、科技教育文化扶貧、社會幫扶、減貧社會保障、貴州試驗。將性質相近的扶貧方式合并，兩三個門類合為一篇，這種篇目體式要注意概念層次標準的一致性。

大篇體、中篇體、小篇體3種結構體式，各有利弊，無論選擇那種體式，都應當揚長避短。門類多，層次簡潔，記述自由靈活，不求篇幅平衡；門類少，高度集中，層次復雜，合并設置，則限制記述深度。形式為內容服務，各地因內容而量體裁衣，選擇適合本地扶貧情況的體式。

扶貧志體例設計關鍵在于篇目分類，總體原則要求事以類從，類為一志；門類合理，歸屬得當；結構嚴謹，層次分明；排列有序，和諧統一。扶貧志篇目有其特殊性，它不同于行政區域志社會分工明確，科學分類清晰，扶貧志分類尤其要掌握好以下4個對立統一的基本原則：

（一）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形式與內容辯證關系對志書體例設計最為重要。志書內容決定形式，篇目形式依賴于記述內容，并隨著內容的豐富而改變。判斷篇目設計是否科學合理，尤為重要的是要看其形式上是否能達到概念層次平衡。如扶貧方式篇，包括基礎設施建設、產業扶貧、旅游扶貧、消費扶貧、科技扶貧、教育扶貧、文化扶貧、健康扶貧、生態保護扶貧、就業扶貧、易地搬遷扶貧、社會保障兜底、國際減貧合作、定點扶貧、東西部扶貧協作、非公企業扶貧、社會組織扶貧、各界人士扶貧等，是扶貧工作的主體內容。單設“扶貧方式”，往往造成志書篇幅畸輕畸重。《陜西省志·扶貧開發志》圍繞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的大扶貧格局謀篇布局，將扶貧方式分設3篇，將國家及當地扶貧部門負責組織的各項扶貧工程、扶貧措施，包括易地扶貧搬遷、整村推進、以工代賑、產業扶貧、就業促進、扶貧試點、革命老區建設等統一為專項扶貧；將科技、教育、文化、衛生等部門開展的扶貧活動統一為行業扶貧，記述重點包括明確部門職責、發展特色產業、開展科技扶貧、完善基礎設施、發展教育文化事業、改善公共衛生和人口服務管理、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重視能源和生態環境建設等；社會扶貧的記述重點包括定點扶貧、東西部扶貧協作、軍隊和武警部門、企業和社會各界參與扶貧等，形成的篇目結構綜合凝練、科學準確。再如前所述兩部小編體扶貧志，將每種扶貧方式獨立成章，使得形式服從于內容，具有科學性和可操作性，歸屬合理，達到了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平衡。

（二）橫排與縱述的統一。橫排縱述是志書編纂顯著特征。志書橫排門類，一般是指按照扶貧事業特點分類的橫向排列，各個層次為橫向并列關系，但志書結構并非一橫到底，有時要考慮時間的一維性，如何方便縱述。如“扶貧戰略”“扶貧歷程”，縱述當地扶貧不同歷史階段的規劃和發展變化。也有志書考慮到扶貧工作在不同時期有性質上的區別，不宜在一個類目下縱寫，故從一級篇目上分開時段。如《固原扶貧志》，除概述、大事記、附錄外，設11章，分別為“貧困狀況、西海固地區建設、雙百扶貧、千村扶貧、精準扶貧、移民開發、閩寧協作、黨建扶貧、固原經驗、扶貧成就、人物”。其中“西海固地區建設”“雙百扶貧”“千村扶貧”“精準扶貧”是前后相接4個階段縱向設置篇章，打破志書橫分門類的慣例，靈活處理不同時期不同工作重點的記述形式。新編《固原扶貧志》（稿），單設了扶貧進程章，下分6節，分別記述制度扶貧階段(1949—1982年)、“西海固”地區建設（1983—1994年）、“雙百”扶貧攻堅（1994—2000年)、“千村扶貧”開發（2001—2010年)、百萬人口扶貧攻堅（2011—2013年）、精準扶貧（2014—2021年）。扶貧進程是第一個層次，與貧困狀況、扶貧管理、百萬移民、產業扶貧、行業扶貧、專項扶貧、社會扶貧等內容并列。這一修訂，更加符合志書篇目分類原則，更加科學。從實際來看，扶貧歷程、扶貧規劃涉及時段較長，宜縱向設置篇章，分期縱述；而扶貧方式是齊頭并進的，宜橫向設置篇章，并行不悖。由于涉及不同時期、不同級別機構、不同工作方式，扶貧志必須采用縱橫結合的方法設置篇目結構。

（三）集中與分散的統一。志書篇目要處理好交叉，必須做到集中與分散統一。扶貧5個階段，每個階段就是集中與分散的統一。比如精準扶貧是中國扶貧事業發展第五個歷史階段的基本方略、重要工作機制和主要扶貧方式，是展現我國扶貧成就的重點內容。精準扶貧是基本方略，扶貧方式卻離不開項目開發、社會參與，因此說，扶貧工作有著縱橫交錯的復雜性，扶貧志章節設置和內容記述，必然是分散設置章節，集中記述某一單項工作方式，同時又在同一時期，交叉記述不同的方式。比如精準式扶貧，就是一個綜合扶貧方式的一個歷史階段。從宏觀上、戰略的高度上概括記述精準扶貧戰略的背景、做法、歷 程、效果，至于此階段的扶貧項目、措施的具體做法、特點、成效，則分散在各有關章節詳細分述。

集中與分散有時又因行政區域不同而變化。中國扶貧政策按照“省負總責、縣抓落實、工作到村、扶貧到戶”的要求，實行扶貧開發工作責任到省、任務到省、資金到省、權力到省，由縣負責把扶貧開發的政策措施落實到貧困村和貧困戶。因此在省級扶貧志與市縣級扶貧志篇目設計中有不同側重，一般說來，行政區域級別越高，扶貧面越廣、扶貧方式越多，可集中寫的內容就越多。如“扶貧戰略”（扶貧規劃）的記述，地方上對扶貧工作重大決策材料分量不同，在省級扶貧志中可以單設篇，但是到了縣級扶貧志，扶貧戰略難以集中單獨成篇。

（四）共性和個性的統一。扶貧志篇目設計和內容記述中，要把握共性和突出個性相結合。共性內容多為全國性的扶貧政策和工作階段性部署，反映普遍性的歷史背景；個性是不同地域地情的特殊性，反映各地扶貧工作優勢所在、亮點所在，記述各地扶貧工作舉措、扶貧方式和成功經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扶貧志》篇目設計頗有代表性。全志設10篇，分別為“貧困狀況與識別、扶貧戰略與規劃、扶貧歷程、扶貧方式、扶貧保障、扶貧工程、扶貧成效、縣市扶貧、十八洞村精準扶貧、扶貧先進典型”，其中“十八洞村精準扶貧”緊扣十八洞村作為精準扶貧首倡地的特殊地位和精準脫貧的示范效應，做了特點升格。同時，單設“扶貧工程”門類，記錄湘西州實施精準扶貧“十大工程”，即發展生產脫貧工程、鄉村旅游脫貧工程、轉移就業脫貧工程、易地搬遷脫貧工程、教育發展脫貧工程、醫療救助幫扶工程、生態補償脫貧工程、社會保障兜底工程、基礎設施配套工程、公共服務保障工程。這“十大工程”是湘西州扶貧工作的主體，充分反映了湘西州精準扶貧階段的宏大的實施進程和各個領域重大的扶貧成果，個性特點鮮明突出。

易地扶貧搬遷是脫貧攻堅的“頭號工程”和標志性工程。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我國開始嘗試通過移民扶貧，2001年又啟動了生態移民工程。《固原扶貧志》中記述了1983年以來，固原市先后實施了吊莊移民、扶貧揚黃灌溉工程移民、勞務移民、生態移民和“十三五”易地搬遷，通過“挪窮窩、換窮業”移民84.3萬人，從根本上解決了搬遷群眾的發展問題。其中吊莊移民是一種兩地兼顧的異地開發過渡形式，是寧夏獨特的扶貧方式，志書中對此類極具個性特征、地域特點的內容需做出必要的通俗解釋，并予以重點記述。

綜上所述，扶貧事業是一項規模浩大、千頭萬緒、任務繁重的系統工程，形成跨地區、跨部門、跨行業、全社會共同參與的格局。扶貧志記述涉及面廣、時段長、難度大。只有全面梳理和精準研判各地扶貧歷程，從而更清晰地認識各地各個時期的扶貧方式、扶貧特點，做好各地扶貧志的體例設計。各地扶貧志從宏觀方面認真分析扶貧狀況，記述扶貧戰略、扶貧規劃的同時，要進一步結合各地扶貧方式的階段性變化，互相借鑒，取長補短，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優化篇目設計，融全國扶貧大歷史背景共性與本地扶貧工作的個性于一體，編纂具有鮮明時代特征和濃郁地域特色的高質量扶貧志，展現我國波瀾壯闊的脫貧攻堅偉大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