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銘(1772—1832年)，字新之，號彝軒，山東嶧縣人(今山東棗莊市)，“由廩貢官中書,除湖南新田知縣”，道光十二年，因政績卓越，被擢升為山西潞安知州，準備履新之際，突聞鄰縣瑤民起事，恐殃及新田，他毅然返回新田，領兵迎敵，“當殺我，勿傷我百姓”，舍身護民，最終以身殉職，時年六十歲。
王鼎銘勤政愛民，清正廉潔，克己奉公，真正做到了“一心為民，兩袖清風”，甚至變賣家產，救民于水火，“三年清知縣，家產少一半”。短短三年，使“萬戶蕭疏”的新田尤如“陽回大地，萬戶皆春”。他雖官職不高，但用生命踐行了“天理、國法、人情”六字施政理念，舍生取義，大仁大愛，成為了古代為官者的楷模，事鑒丹心，光照千秋，為后世所敬仰。
律己甚嚴 與百姓“約法三章”
王鼎銘六歲隨父親、祖父讀書識字，勤奮好學。十五歲為府學生員(俗稱秀才),且習醫道。十九歲,因歲、科兩試成績優異,獲廩生資格。二十一歲為貢生，但兩次參加鄉試均落榜。后來，王鼎銘開始經營家里的產業，家資漸厚。嘉慶年間，嶧縣經常遭受旱災蝗災或水災，“鼎銘率家人設粥棚,濟災民,活人甚眾”。嘉慶十五年,鼎銘由貢生納資捐內閣中書科中書。翌年,充武會試同考官。嘉慶十九年,因母年邁,辭官歸里。
出生于書香門第的王鼎銘，從小受到嚴格的家庭教育，銘記“成于儉約、敗于奢靡”的家訓，立志做清廉之人。道光九年秋(1829年)，年近花甲的王鼎銘經朝廷推薦啟用，被任命為湖南新田知縣，他千里赴任，一路只帶一役一仆，輕車簡從，每天吃的是煎餅和窩窩頭。
當時仆從心里想不通，王鼎銘則告誡他們：“我們本來就是老百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過這樣的生活很不錯了，可不能太貪啊!貪念一旦萌生，就會一發不可收拾。”為探察社情民意，過了郴州桂陽縣后，他便脫下官服，換上布衣微服私訪。他們一路上不住驛站，當王鼎銘主仆三人匆匆趕到新田縣城近郊時已天黑，他們便夜宿城隍廟。
到新田后，師爺悄悄令人辦起了一桌宴席為他接風，王鼎銘盛情難卻，便去赴宴。席間，師爺偷偷地塞給他一包銀子，但遭到王鼎銘呵斥拒絕，他當眾退還銀子，并從衣兜里掏出銀兩說：“這頓飯就由我請客，從今天起，除府員來新邑外，一律不準用公款吃喝!”
此后，他與百姓“約法三章”：一要秉公辦事，勤政為民；二是不得索拿卡要；三是不準行賄受賄。每當王鼎銘外出或辦案時，他都食用自備，從不接受百姓和下屬禮金和宴請，贏得了百姓的擁護和愛戴。《新田縣知縣專祠文》中記載他“出宰新田，微行入境，三載未攜家屬。其一馬一仆、一鶴一琴、羊陟則常食菜茹……此其持己之嚴也。”
王鼎銘任新田知縣時建成的松蔭亭驛站
公而忘私 三年家產少一半
清初，新田縣被朝廷視為“其地山溪僻險、瑤蠻錯處，黠悍難治”之地。為改變新田窮山惡水的面貌，改善新田百姓生產生活條件，王鼎銘主張積極發展農業生產，親自率領民眾一邊大修水利，開墾荒山，筑壩攔河，開挖“廻龍井”解決群眾用水難題;一邊引進桑麻，引導百姓植桑養蠶、種麻，增加百姓收入。
當時被稱作“南蠻之地”的新田民風愚化，王鼎銘便辦夜校、開義學，大辦學堂教化百姓。《新田縣志》記載：“縣榜山書院遷城東文昌閣，講堂設文昌帝君神像前，影響講學。王即撥款修葺，新建講堂，學風大起。”同時，他還將那些無人收養的孤兒組織起來，讓他們上學讀書，實施教化。
從發展生產到興辦教育，需要大量的銀兩，而縣財力不濟，王鼎銘不惜兩次變賣家中田莊周濟百姓。第一次賣地是在道光九年(1829年)，他剛到新田任知縣時，當地就遇到了嚴重旱災，很多百姓逃荒要飯，流離失所。為此，他悄悄派人回家變賣了自家南洛、北洛的田產，在新田沿途搭建粥棚，施舍災民，并在全縣廣建塘壩，興修水利。第二次賣地是在道光十年(1830年)，為了解決少有所學、老有所養等問題，王鼎銘創辦童子軍和眾善堂，又派人回家賣掉了蘭城店的田地。當時新田縣有首民謠稱他，“賣了南北洛，家產未覺著。賣了南城店，家產少一半。”他的吃住也非常節儉，把省下的俸祿捐獻出來，都用于新田的各項公益事業。
實際上，王鼎銘任內閣中書科中書時還有一次賣地的經歷：朝廷命他到河南、安徽一帶巡庫，由于隨員多，吃住開銷大，公款不夠用，王鼎銘不忍心給地方和百姓增加負擔，只好賣了自家的一百多畝地來補充巡庫經費。當時在一般人看來，巡庫是個肥差，是大撈一筆的絕好機會。
王鼎銘到任之初，便開始大力整肅衙門歪風、撤裁冗員，他規定，把縣衙門口兩側站崗的衙役一律裁撤，僅保留大門內廂房一名人員坐班，自己則在大堂的偏僻處搭建一處帳篷，用于辦案，他還立下規定，“胥吏非召不得入，民有屈抑則吁而進”，大案小案他都親力親為，有效防止屬吏在其間敲詐勒索百姓、干擾辦案。在“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的當時，這樣做可謂是為百姓申冤開辟了一條“綠色通道”。
后人為紀念王鼎銘在新田縣金陵鎮立的“天理、國法、人情”銘刻
他始終警示自己要以“國法”為依據，并給自己立下不成文的規矩：有案必辦，判案限定10日內裁決。每遇到疑難案件，他也從不敷衍了事，為探得案件究竟，他經常走鄉間、入瑤地深入調查案情，了解實情，加之他“勤思慮、善巧斷”，只用了半年時間，就把新田數百起疑難案子審理完畢。《新田縣志》記載，“判案限以旬日，一切出己手。憊則伏案，雖盛寒暑不少輟”“以故年豐訟簡，楹有懸鞭;依然暮鼓早衙，案無留牘：此其愛民之至也。”他秉公執法，為民伸冤，每次外出辦事,只帶一仆一役,自備飯食,不以擾民，被當時的新田百姓尊稱為“王青天”。
此外，王鼎銘還堅持以文化人，以法正人，大力推行依法治縣。為了避免百姓因不懂法而犯罪，規定每月初一、十五為法律宣講日，進圩入村開展宣講，還將皇帝的諭旨以及易犯條律書于街市、村鎮墻面上，親書“天理、國法、人情”六字，鐫石立村圩路口，以警示鄉民。
在他躬身篤行下，新田縣呈現出一片“修農政則家余菽栗，課女紅則遍地桑麻。花雨足于春郊，機聲聞于秋夜”的升平景象。
“當殺我，勿傷我百姓”
道光十二年二月初，王鼎銘因其政績卓然被朝廷擢升為山西潞安知州，巡撫將他召到長沙作升遷任職談話時，與新田相距不遠的江華縣的瑤族首領趙金龍因不滿朝廷“山田升科”(即提高賦稅，并將瑤族所居山區過去不需納稅的一些土地，也全部要求納稅)而聚眾起事，迅速波及新田，形勢十分危急。王鼎銘得知消息后，不顧個人榮辱與安危，連夜趕回處置。
他頂風冒雪，翻山越嶺，步行瑤寨，曉以國法，苦勸瑤民，在他的努力下，部分瑤民終于放棄參加起義，新田即安。
王鼎銘以身殉職、舍己為民的情節，在《清史稿》中有詳細記載。三月，趙金龍與新田趙文鳳合兵藍山，與清軍激戰祠堂圩，清兵大敗。眼看，趙軍直抵新田，在明知湖南提督海陵阿所率清兵已被義軍大敗的情況下，王鼎銘仍欲只身到敵營“以大義曉之”，被眾人苦苦攔阻。趙金龍的人馬很快就逼近了城防較差的新田縣城。王鼎銘讓城內百姓到城外躲避，而自己卻穿好官服，端坐于大堂之上，靜候起義軍的到來，并在書案上大書：“爾果與我新田為仇，當殺我，勿傷我百姓。”王鼎銘還指著準備好的繩索對手下說：“城亡，吾舍此無別策矣!”
王鼎銘舍身保民、視死如歸的舉動感動了當地及鄰縣百姓，鄉親們紛紛報名參戰。第二天，王鼎銘就集結了一萬多人的隊伍。眾人兵分四路，合擊駐扎在距縣城不遠的趙金龍部，出擊獲勝。返城時，不料被伏擊。危難之際，民眾想要保護王鼎銘先行撤退，但他卻說，“爾等先走，我殿后，無可虞”。鼎銘四顧慟曰：“要殺殺我,奈何殺我百姓?”。隨后，身先士卒，一馬當先，不幸中炮殉職，“身中者十一傷”，后被賊“剜兩目，身首異地”。趙金龍的部隊攻下新田縣城后不久就撤走了。事后，瑤民起事首領趙金龍了解到他的確是一個難得的好官后，后悔不已。
記載王鼎銘舍身取義的文字資料
他赴新田率眾抵御瑤民起義前，其實早就預料到了這個結局，只是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了。《新田縣昭忠祠鼎銘事略》稱，“公蒞邑三年，未攜眷屬，其出御寇也，以印授鄭興，囑以行，曰：“若我生還則爾返，不則持以投上憲，且歸告先靈，諭我子來收我尸。”
新田縣百姓感念他的恩德，自發為他修建王公祠，每遇忌日，齋肅致祭，以彰其德。道光皇帝連降四道敕命旌表，盛贊其文能治國、武能安邦，稱其“珥筆生華，會賦窈窕文章;金戈凝霜，堪作干城之寄”，褒獎祭葬入祀昭忠祠，并贈朝議大夫、云騎尉，并御書“節并睢陽”(唐朝安史之亂時，張巡、許遠靠三千人馬固守戰略要地睢陽10月之久，抵御了強大的叛軍，保障了江淮數千里財賦之地)。(蔣偉 賀華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