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良，字仲子，漢東海郡蘭陵縣（今嶧城區古邵鎮）人，先后任諫議大夫、沛郡太守、太中大夫、大司徒司直（丞相助理），以清正廉潔，做官簡樸聞名。他出生在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里，依靠農耕維持生活，自幼養成了勤勞儉樸的習慣。
王良少年時刻苦好學，攻讀經書，特別對儒學經典之一《尚書》下了一番苦工。他專心從事歷史著作的研究，提高自己的學識水平。青年時代的王良，就成了一位造詣很深的學者。
西漢末年，王莽篡位建立新朝，在全國引起了一場動亂，到處戰火紛起，兵荒馬亂，民不聊生，百姓流離失所，飽受戰爭之苦。王良面對這紛亂的局勢，搖首嘆息，痛恨不已，便在鄉間以養病為名隱居下來。后來，時局逐漸平定，他就在鄉里辦起了一所私塾，教授學生。由于他的學識淵博，教學有方，一時名聲大振，遠近學生聞名而至，前后達千人之多。
公元25年，劉秀建立了東漢王朝，史稱光武帝，建都洛陽，年號建武。當時，大局方定，百廢待興。在這種情況下，朝廷在用人制度方面做出這樣一條規定：大臣們有權根據情況招聘各地賢良學者、有志之士作為自己的屬員，量才使用，授予一定的職銜，爾后再報請皇帝批準認可。這種選用人才的方法叫做“公府辟士”（漢代朝廷招聘為征，三公以下召布衣入仕為辟）。當時，在朝廷里任大司馬（皇帝的重臣，列為三公之一）的吳漢，早已聞聽王良的名聲，就派人下書，招聘王良進京任職，但王良無心做官從政，便婉言謝絕。后來，吳漢又連續數次誠懇相請，均被王良婉拒。建武三年（27），王良被朝廷拜為諫議大夫，俸祿八百石。
王良為人光明磊落，行為端正，有禮有節，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顯示了他的品德和才能。他曾出任沛郡太守，回京后又征拜為“太中大夫”一職，參與朝廷議論政事，俸祿增至千石。建武六年（30），又升遷為“大司徒司直”（即丞相助理），輔佐大司徒處理朝廷官吏監察方面的事務。
王良入京為官多年，已經身居高位，年俸已達千石（十斗為一石）。但他仍克己恭儉，謹言慎行，純正清廉。當時，京城里有高官厚祿的人，住著華麗的府第，妻妾成群，奴婢眾多，車馬出行，前呼后擁，吃山珍海味，飲瓊漿玉液，穿綾羅綢緞，過著窮奢極侈的生活。而王良卻與他們大不相同，他住在簡陋的官舍里，用的是簡單粗糙的桌椅家具，生活器皿都是普通陶器。床上的鋪蓋，身上的穿著都是夫人親手織出的粗布。既無府第，又無姬妾奴婢，結發妻子也未接進京城寓所，仍留在原籍東海郡蘭陵老家，過著自耕自種、自食其力的農家生活。
王良在京城里有位同僚，名叫鮑恢，擔任司徒史（丞相手下的辦事官員）之職。一次，他奉命出差，前往東海郡，途中要經過蘭陵縣，鮑恢特意到王良家里看看。鮑恢來到王良的鄉里，牽馬進村，問明了住處，來到一家農舍前，只見幾間普通的茅草房屋，籬笆院墻，木欄柵門，門前綠樹成蔭，院里柴成垛，水滿缸，雞鴨啄食，完全是一番勤勞農家的景象。鮑恢向屋旁一條田間小路望去，只見一個婦人，身穿粗布衣裙，左手提著一把柴刀，右手曳著一捆柴禾，向房前走來。鮑恢施禮問道：“此處可是王良大夫的府第？夫人何在？”婦人放下東西，拍拍身上的塵土，施禮回答：“妾身便是，快請屋里坐。”鮑恢跟隨王夫人進屋，賓主落坐。鮑恢遂向室內打量，東窗下安放一架織布木機，西墻根前放置木床，床上粗布鋪蓋，不見細軟衣物；簡單的桌凳，陶制的生活器皿。室內雖無講究的陳設，倒也整潔利落。顯然，王夫人是一位勤勞賢良的妻子。鮑恢心中感嘆，不禁肅然起敬，便說：“我是京城里的司徒史，姓鮑名恢，和王良大夫同僚。今因公出差東海，路過貴府，特來拜望夫人，不知可有家書捎帶？”王夫人滿面笑容回答說：“有勞大人登門相問，非常感謝，煩請轉達口信，家中平安無事也就是了。”寒喧已畢，鮑恢起身告辭，牽馬出村，幾次回首凝視著這座茅草房和站在門前相送的王夫人，嘴里喃喃細語：“王良大人，對您的品德我是口服心服了。”鮑恢回到京城，將所見情況告訴同僚，眾人皆深深贊賞王良的賢德。后來，王良因厭倦官場生活，稱病歸鄉。朝廷多次召入京為官，均被他以患病為由謝絕，建武二十年（44），劉秀巡至蘭陵，聞王良病勢沉重，特派使者至家中撫問。
王良的一生，不論其功勛大小，建樹高低，始終為官清廉，克勤克儉。雖身居高位，食俸千石，但妻子不入官府，居家布衣素食。這種精神確實難能可貴，令人深省。
清代乾隆年間，嶧縣知縣張玉樹，熟讀史書，詳察列傳，為王良的事跡所感動，遂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在其故里古邵村立“漢太中大夫王良故里”石碑，以資后人懷念。
（摘自《棗莊古代清官廉吏史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