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鏞，字云仲，祖籍貴州省貫州，明崇禎十四年（1641）生于福建長樂縣，清康熙十一年（1672）考中長樂縣舉人，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調任嶧縣知縣，至康熙三十年（1691）卸任歸田。劉鏞做嶧縣知縣時，愛民如子，勤于政務，深受百姓愛戴。
劉鏞上任知縣后，不辭勞苦地興辦與民有利的諸多事務，而對老百姓沒有好處的事他竭力地廢除，所有的事務均親歷親為，總是非常堅定地落實到底。很多時候劉鏞都要忙到下午兩三點鐘，顧不上吃中午飯。在當時，清政府是嚴厲禁止人員流竄的。劉鏞只要聽到有外地流竄到嶧縣的人員，就會立即將其收容并迅速將其遣返原籍。
劉鏞在任時從不無端給老百姓增加負擔，時刻維護老百姓的利益。常常有江浙一帶返鄉的兵卒，回南方時索要船只、車輛，吵鬧糾纏，無休無止。劉鏞總是按照政府規定與他們爭辯，絲毫不讓步，從不答應他們的無理要求。而八旗軍的女眷要乘船回北方去，需要的纖夫，動轍就是幾百人，而且要長時間地伺候著她們。劉鏞就讓能干的衙役為這些女眷們雇傭愿意做事的民工，并拿錢付給民工合理的報酬，這就等于為他們增加了經濟收入，此舉受到百姓的歡迎。
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皇帝圣駕南巡，途經嶧縣。圣駕光臨，這對一方地方官員來講是件誠惶誠恐的大事，討得皇上的歡心，仕途無可限量；要辦不好，皇上必然降罪。所以皇上所到之處，地方官員們都會想盡辦法，博得皇帝及其身邊重臣的歡心，且借此搜刮民財，征用民間的物品器具也是常有的事。而劉鏞卻是愛民如子，不以此事擾亂老百姓的生活，增加他們的負擔。劉鏞不動聲色地準備著皇帝親臨時需要的一切物品、器具。當這些器物準備齊全時，老百姓還不知道皇帝要來了。
雖然只是一個芝麻大小的地方官，劉鏞卻有一副不畏強權的硬骨頭，而與權貴對峙的根本目的還是為了維護老百姓的利益。
劉鏞在任期間，駐守在嶧縣的兵士驕橫跋扈，不可一世，干了許多違法的事情。當他們有事到縣衙報告時，卻往往擺出一副傲慢無禮的樣子。劉鏞一怒之下，將駐軍禍害百姓、目無法紀的事稟報了上級官員，把駐軍的主要軍官罷免了。
當時嶧縣作為兵家必爭之地，成了戰亂的重災區。百姓逃難，田園荒蕪，良田畝數不足以上交供奉，皇帝急令招募墾荒的人。而此時，當地駐軍有一位名叫李山的左都督，有權有勢，權傾一時。他的奴仆仗勢欺人，非常蠻橫，借機強占了無以計數的民田。劉鏞傳左都督李山到縣衙大堂訊問。沒想到李山居然旁若無人地徑直走入大堂，在大堂上兩手往后撐地仰面坐在地上，強詞奪理，出言不遜，甚至與知縣劉鏞頂撞起來。劉鏞非常憤怒，喝令衙役把這個無視王法、欺壓百姓的無恥之徒投進了監獄。然后，劉鏞將他的種種罪狀整理好，向上級報告，奏請皇帝削去李山左都督的官職。從此，在嶧縣駐守的兵勇們皆有所收斂，不敢再胡作非為了。
劉鏞在任時，類似這樣不畏強權，捍衛百姓利益的事不勝枚舉，而劉鏞最終也是因此得罪了權貴，被罷免了官職。
康熙三十年（1691），罷官后的劉鏞，沒有銀錢回故鄉安家，手中的積蓄不夠在縣城購買住宅，只能到運河南岸花山子村定居，成為普通的莊稼人。劉鏞去世后，百姓從四面八方前去祭奠，并在嶧縣城西門外的路邊為劉鏞立了一座碑。過往百姓常常睹碑思人，撫碑流淚，該碑因此被稱作“墮淚碑”。劉鏞的后人非常想找到這通碑，但是在歷史的風塵中，這通碑早已不知下落。
關于“劉鏞斗李山”和“墮淚碑”的故事，至今仍在百姓中傳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