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和社會主義發展史（以下簡稱“四史”）作為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集中彰顯，不僅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百科全書”，更是彌足珍貴的思想財富和精神瑰寶。“‘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國內外敵對勢力往往就是拿中國革命史、新中國歷史來做文章，竭盡攻擊、丑化、污蔑之能事。”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深刻指出，要“堅決反對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這意味著，歷史虛無主義虛無“四史”問題尤為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和關注。
國內學者對歷史虛無主義的研究起步較早并取得了豐富成果，主要分為兩個方面。一是直接性研究。主要圍繞其出場邏輯、敘事邏輯、運行機理、主要表現、現實危害以及應對策略等角度展開。學者們認為，歷史虛無主義從萌芽、衍生到蔓延，是現實歷史環境的影響、意識形態領域的沖突、文化多元化的侵擾、主體自身利益的驅動等多重因素相互耦合、共同助推的結果；其囿于割裂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依附主觀唯心主義的理論邏輯和形而上學思維的方法邏輯，致力于娛樂惡搞歪曲歷史事實、主觀偏頗美化歷史斷面、顛倒黑白評議歷史人物、斷章取義拼湊歷史真相，并依循著“‘潛隱-吸引’‘消費-觸動’‘詢喚-異化’的生發機制”肆意傳播，企圖實現“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否定黨的領導與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的目的。為此，必須要“繼續發揚斗爭精神，凝心聚力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的史學理論話語體系……建立抵制歷史虛無主義的長效協同機制”。二是間接性研究。在展開直接性研究的同時，也有不少學者認識到歷史虛無主義不斷改頭換面的傳播新趨勢和新特征，從多角度、多視域出發展開更加廣泛的研究。具體而言，學者們從大歷史觀、“兩個大局”背景、數智化敘事、資本邏輯批判、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社會化轉向等角度展開研究，進一步拓寬和延展了研究論域。
學術界雖已對歷史虛無主義進行了較為系統深入的批判性研究，但大都聚焦于模糊性的整體性探討，而針對歷史虛無主義虛無“四史”的具體性研究相對較少，對其系統考察則更顯不足。因此，依循“是什么—怎么樣—如何做”的內在邏輯，系統闡釋歷史虛無主義虛無“四史”的樣態表征，揭示其內在機理，并在此基礎上采取恰當的應對舉措顯得十分必要。
二、從歪曲到否定：歷史虛無主義虛無“四史”的基本樣態
“四史”在時間上相互疊加、內容上相互關聯、過程上相互貫通，是一個彼此間密切聯系、接續傳承、融會貫通的有機整體，集中回答了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等重大問題，有利于我們堅定歷史自信，夯實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思想基礎。而歷史虛無主義具有盲目否定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甚至否定歷史文化，否定民族文化、民族傳統、民族精神，否定一切的歷史觀點和思想傾向。歷史虛無主義的要害在于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和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由此，“四史”自然成為歷史虛無主義的主要針對目標。
（一）歪曲中共黨史：從領導力量到具體內容的總體性虛無
中共黨史是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以來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由幼稚到成熟整個發展過程的全部歷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是最好的老師，我們黨的歷史是中國近現代以來歷史最為可歌可泣的篇章。”然而，歷史虛無主義卻將矛頭直指中共黨史，特別是把重點聚焦于作為黨史重要組成部分的革命史，企圖在丑化黨的領導、惡搞黨史人物和顛覆黨史史實的過程中徹底虛無黨的歷史。
其一，質疑執政能力，否定黨的領導地位。挑戰黨執政的合法性、必然性與科學性，進而徹底顛覆黨的領導地位，是歷史虛無主義虛無黨史的重要手段。在歷史層面，歷史虛無主義者不顧歷史背景，不論前因后果，不講實事求是，肆意宣揚叫賣“革命制造論”“革命原罪論”“革命破壞論”等迷惑性論調，以此公開質疑、否定中國共產黨在革命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和中國革命的正義性與進步意義；同時不看主流、大勢，只抓支流、末節，不斷放大黨史上的曲折和失誤，故意抹殺黨帶領人民所取得的成就，試圖以此達到其否定黨執政地位的目的。在現實層面，歷史虛無主義經常打著“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的旗號，以輕佻的態度謾議黨的章程、原則、制度，肆意夸大黨內的腐敗現象，把少數腐敗分子當成黨的“代言人”，并據此給黨“畫像”，污蔑黨組織是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樂部”，以此貶低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可以說，無論是歷史層面否定黨的領導作用，還是現實層面貶低質疑黨的執政能力，其最終指向就是要徹底消解、顛覆黨執政的正當性和黨在人民心中的“主心骨”地位。
其二，慣用多種手段，解構黨史人物形象。一方面，歷史虛無主義從價值中立的“抽象人性論”出發，利用片面性的歷史敘事顛覆性評價黨史人物，對革命領袖采取“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的辦法無限放大其缺點和錯誤，進而以“錯誤論”來全盤否定其功績，以“陰謀論”來取代其輝煌成就；對于反面人物則運用“重新包裝”“制造錯覺”等手法進行美化，尤其是挖空心思、搜腸刮肚地“找優點”“建人設”，極力凸顯其“柔情”和“正義”一面，試圖為漢奸“翻案”、為反革命者“平反”、為叛徒“正名”，以此顛覆黨史人物固有的歷史形象。例如，歷史虛無主義以其主觀想象臆造出汪精衛“為人誠實、不貪錢財、不近女色的革命老英雄形象”，企圖為其翻案和做辯護，試圖以此掩蓋其賣國的卑劣行徑。另一方面，歷史虛無主義采取娛樂化手法，以娛樂段子、搞笑視頻以及微電影等形式戲謔、惡搞英雄人物，進而消解其正面形象，瓦解其意義承載。如近年曾經流行的抗日“神劇”中，就充斥著“八路軍住別墅、女戰士穿絲襪、手撕鬼子、秒躲子彈”等大量雷人情節和惡搞片段，致使英雄人物正面的崇高形象遭到嚴重解構。
其三，詰疑正統共識，顛覆黨史史實。歷史虛無主義利用人們的獵奇心理和求知欲望，采取斷章取義、穿鑿附會的“拼湊”伎倆對一些歷史細節和史料“碎片”進行隨意排列組合和二度加工，炮制以野史軼事、權謀爭斗為內容的熱點話題和極具誤導性的偽命題博取受眾眼球，以期實現挑戰歷史正統的目的。例如，歷史虛無主義將毫無關聯的歷史碎片進行切割重組，肆意制造“共產黨游而不擊”“竊取抗戰勝利果實”等熱點話題和偽命題引人關注，實際上就是要挑戰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正統地位。此外，歷史虛無主義還善于借“理性反思”的名義對歷史共識提出質疑，并運用偽造的數據和史料進行“佐證”，從而得出大相徑庭的結論。如“前有上海震旦職業學院教師宋某否定南京大屠殺事實、質疑死難者人數的言論在網上發酵；后有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馮某替法西斯洗白，在網絡上制造‘南京大屠殺是誤殺、錯不在日本’等錯誤言論”。事實上，這些看似有理有據的反思性“新論”，絕不是符合歷史史實的“真論”，而是故意改寫歷史、顛覆定論，用心極為險惡。
（二）抹黑新中國史：聚焦爭議與細節的選擇性虛無
新中國史是指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歷史，簡言之，就是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歷史虛無主義為達到虛無意圖尤其注重在新中國史上大作文章。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國內外敵對勢力往往就是拿中國革命史、新中國歷史來做文章，竭盡攻擊、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亂人心，煽動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
其一，聚焦歷史爭議，否定歷史成就。一方面，歷史虛無主義打著“還原真相”的旗號對“大躍進”“整風運動”“文化大革命”等歷史事件進行歪曲化解讀和負面化渲染，極力放大這些事件的消極意義，并以此為基礎無限放大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失誤，聲稱新中國的歷史一團漆黑，只不過是一系列錯誤的延續和堆積而已。另一方面，歷史虛無主義高舉“反思歷史”的標語，不顧歷史發展是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的歷史規律，對建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實現外交破冰、逐步推進國防現代化等重大成就輕描淡寫和選擇性忽略，“對于確立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基礎的社會主義改造，對于奠定中國現代化基礎的社會主義建設予以全盤否定”，妄稱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從根本上說不過是“農業社會主義”“封建社會主義”。事實上，歷史虛無主義如此“過度反思”歷史的真正目的就是要虛無、否定新中國的成長史和奮斗史，虛無、否定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性。
其二，放大歷史細節，質疑歷史定論。歷史虛無主義標榜“價值中立”的立場，奉“如實還原、秉筆直書”為“金科玉律”，并冠以“細節考證”的名目，以所謂“超然的客觀主義的態度”，不遺余力地尋找和挖掘所謂“嶄新史料”，特別是慣于從“演義”和“私人回憶錄”一類極具主觀性的非主流、非正統文本中尋找碎片化的史料支撐，企圖用這些看似嶄新且未經考證的“歷史細節”來挑戰定論，質疑新中國史。例如，別有用心之人從外國檔案的“故紙堆”里搜羅“證據”，以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允許外國人在中國投資、中國也不向外國輸出資本”等歷史細節為由，牽強附會地指證新中國成立初期實施“閉關鎖國”政策，進而否定中國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助的方針政策。事實上，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國家并沒有閉關自守，而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政治孤立和經濟封鎖導致我們國家同西方國家沒有多少貿易往來。歷史虛無主義不顧帝國主義對新中國嚴密封鎖的事實，一味叫囂“閉關鎖國”，儼然是對歷史史實的歪曲和歷史定論的顛覆。
其三，強化主觀判斷，臧否歷史人物。歷史虛無主義往往會脫域于具體的時空場景，故意帶上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濾鏡”，誤導人們用帶有“偏見”的標準和“失真”的眼光分析評判歷史人物。這種歷史虛無主義的“濾鏡”要么用無中生有、憑空杜撰的“歷史證據”，拐彎抹角地貶損污蔑領袖、丑化抹黑英雄；要么本末倒置、顛倒黑白，在對歷史人物的歷史性建樹和成績選擇性“失明、失聰”的同時，有針對性地放大歷史人物身上的瑕疵、缺點，夸大其失誤，從而在顛倒主要的和次要的、本質的和非本質的關系中極盡所能地貶低和顛覆歷史人物原本正面積極的形象。例如，在毛澤東的評價問題上，歷史虛無主義者置歷史事實和定論于不顧，刻意回避毛澤東在領導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過程中的成就，任意夸大其某些失誤，誘導人們得出一個“反傳統”“反主流”的歷史判斷。這種本末倒置、混淆黑白的做法在根本上就是試圖通過否定毛澤東來否定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進而全面否定新中國史。
（三）質疑改革開放史：攻訐前后“兩個時期”的對比性虛無
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的一次偉大覺醒，也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一次偉大革命，更是世界范圍內絕無僅有的一次偉大創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中國的改革不會停頓，開放不會止步。”歷史虛無主義無視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不斷放大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問題，并肆意制造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的對立，試圖從根本上否定改革開放的正當性和有效性。
其一，散布改革開放“倒退論”。歷史虛無主義在忽視改革開放取得歷史性突破和巨大成就的基礎上，有意放大改革開放進程中出現的問題，妄稱改革開放致使少數官僚商人進入“天堂”，大多數普通民眾陷入“深淵”，是“導致貧富差距、貪污腐敗、自然生態破壞等現象的‘元兇’”；聲稱這與社會主義本質中“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和公平正義、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存在不可逾越的距離。這種思潮由此判定所謂“改革開放在真正意義上并沒有促進社會進步與發展，反而是在開歷史的倒車”。這種虛無論調混淆特殊性與普遍性的辯證關系，以故意混淆黑白的選擇性姿態罔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領域取得的顯著性成就，“片面將特權、貪腐、貧富等人類普遍性問題同‘主義’與‘道路’掛鉤，……以此把所有問題歸咎為中國共產黨的治理與改革開放”，企圖從根本上動搖人們對改革開放的正確認知。
其二，散播改革開放“變質論”。近年來，歷史虛無主義愈發猖獗地叫囂改革開放“變質論”。他們以“國家的經濟實力雖然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改善了，但三大改造中已消滅的私有制又復活了，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下降了”為由，公開誣稱“改革開放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離經叛道”，叫囂“中國在改革開放后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邪路”，炒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演變為‘新官僚資本主義’‘威權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論調。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近些年來，國內外有些輿論提出中國現在搞的究竟還是不是社會主義的疑問，有人說是‘資本社會主義’，還有人干脆說是‘國家資本主義’‘新官僚資本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的錯誤論調不以是否堅持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是否堅持社會主義發展方向和道路為評判標準，而是抓住一些表面現象或某些局部問題對改革開放帶來的變化和發展妄下結論，帶有很強的主觀性和迷惑性，極易誤導受眾。
其三，叫囂改革開放“斷裂論”。歷史虛無主義者忽視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的內在聯系，將二者外在地割裂和對立起來，或是用改革開放后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取得的巨大進步和成就來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聲稱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是“黑暗失敗”的歷史；或是極力放大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社會問題，歪曲改革開放的性質，聲稱改革開放引入了資本的運作方式，是背離社會主義的立場與原則走“中國特色資本主義道路”，是對改革開放前“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改弦更張。殊不知，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
（四）否定社會主義發展史：從理論到未來的動態性虛無
社會主義的產生發展“為人類社會開辟了一條嶄新的發展道路，對人類社會發展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社會主義思想從提出到現在，已有500年時間，從這個很長歷史過程來考察，就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發展的脈絡，更加充分地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和科學真理性。”然而，歷史虛無主義以孤立、靜止的形而上學思維看待社會主義發展史，試圖從理論到實踐再到未來的動態性虛無中徹底否定社會主義發展史。
其一，在理論層面，制造由“馬克思主義就是歷史虛無主義”到“虛無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論調。歷史虛無主義為了達到否定社會主義發展史的目的，不僅極盡所能詆毀、反誣馬克思主義，肆意炮制馬克思主義“過時了”“無用了”“落后了”等錯誤論調，而且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與基督教的歷史圖式等同，聲稱馬克思主義脫離啟蒙的思想路線陷入了“極端的歷史虛無主義”。這些錯誤論調違背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原則，嚴重扭曲馬克思主義的本真面相，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近年來，面對露骨直陳、明火執仗虛無馬克思主義做法遭到全面揭穿和嚴厲批判的現實境況，歷史虛無主義更是將矛頭轉向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他們將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個別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不協調問題歸結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悖論和困境，污蔑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和大眾化進程，以此“否定作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及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的大眾化意義”。
其二，在實踐層面，由虛無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到虛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歷史虛無主義最早將目光聚焦于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尤其善于從抹黑、詆毀領袖人物的檔案入手來否定蘇聯的社會主義事業。歷史虛無主義打著“解密”的旗號，將“大量說明列寧、斯大林時期成就的檔案擱置一旁，而專挑個別失誤掐頭去尾、碎片化地放大”，造謠“列寧是德國間諜”，把斯大林描繪成“歷史的罪人”，宣揚“列寧和列寧主義把俄國社會引上一條錯誤道路”，“蘇聯劇變的原因主要在于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與此同時，歷史虛無主義還以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共同勝利的思想為圭臬，聲稱十月革命是歷史的“早產兒”，蘇聯選擇走社會主義道路一開始就是錯誤的。蘇聯解體后，歷史虛無主義趁勢而上，不僅到處散布社會主義事業不能勝利的謬論，而且開始轉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抹黑和詆毀。歷史虛無主義炮制出社會主義改造“跨越階段論”、“突然襲擊論”、社會主義建設“搞砸論”等論調，聲稱中國并不具備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生產力條件，過早地開始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是“揠苗助長”和“人工催熟”。這些錯誤論調實際上就是“忽視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東方社會理論，否定蘇聯十月革命發生合理性的社會主義革命‘唯生產力論’和‘唯條件論’在中國的理論翻版”。
其三，在未來層面，炒作由“共產主義的虛無主義”到“共產主義渺茫論”的言論。在西方，自馬克思主義真正出場以來，以資產階級為代表的反動勢力就視共產主義為“洪水猛獸”和“幽靈”，不遺余力地攻擊之、污蔑之。美國學者馬歇爾·伯曼就曾提出“共產主義的虛無主義”命題來質疑共產主義，聲稱“共產主義具有比資本主義更大的破壞性，原因在于它的主體是解放的自我，又沒有任何限制性”。隨著這種共產主義破壞性論調被社會主義發展的成就所證偽，近年來，更是有部分歷史虛無主義者開始四處散播“共產主義渺茫論”，聲稱共產主義是“頭腦的激情”的產物，它“遙不可及”，是無法觸及的“水中月”“鏡中花”，只能存在于現實彼岸的空中樓閣之中。這種錯誤論調有意忽略了馬克思所提出的“兩個決不會”論斷，混淆了共產主義思想、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關系。其實質在于否定“資本主義必然消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兩個必然”理論，影響人們對實現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念。
三、從解構到重構：歷史虛無主義虛無“四史”的內在邏輯
歷史虛無主義雖然以極其隱晦的方式虛無“四史”，但不是漫無目的的隨意虛無，而是有其內在的邏輯遵循和線索理路，帶有明確的政治意圖。這就是依循“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線索和“解構—顛覆—重構”的邏輯理路展開，企圖最終達到從根基處徹底重建“四史”，進而全面西化分化中國的目的。
（一）解構“四史”：從整體到真相
從整體到真相的全面解構，是歷史虛無主義虛無“四史”的邏輯起點。
其一，片面地看待歷史，解構“四史”的整體性。“整體是由部分構成，部分從屬于整體，因此我們在一切活動中都應該有全局觀念或整體觀念。”歷史本身是由不同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和歷史現象等要素組成的完整版圖。只有從整體性和系統性的視域出發審視和考量歷史，才能真正領會和把握歷史的核心要義和整體面貌，進而避免陷入“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和“以偏概全”的誤區。然而，歷史虛無主義無視“四史”本身的整體性，拒絕從宏觀和整體上把握“四史”，而是從局部出發，在碎片化的歷史片段上大做文章，并企圖用這些歷史的細枝末節顛覆原有的歷史全貌。例如在研究抗戰史時，歷史虛無主義者極力挖掘國民黨抗戰的史實和細節，放大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做出的貢獻和犧牲，并通過未經過推敲的某些“驚人數字”來加以佐證，回避和抹殺國民黨在抗戰期間“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事實，“企圖淡化甚至否定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其二，主觀地想象歷史，解構“四史”的客觀性。歷史是由作為主體的人創造的，“但歷史一經創造出來，就由主體的活動變成客觀事實。歷史是嘗然而不是未然，是既成事實而不是等待書寫的文本。歷史不可選擇、不可假設、不可改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就是歷史，事實就是事實，任何人都不可能改變歷史和事實。”這意味著，客觀性構成歷史事實的最本然屬性，研究歷史必須“以歷史事實具有客觀性為立足點”和前提。然而，歷史虛無主義解構“四史”的關鍵手法恰恰就在于拒絕從實際情況出發、詳細地占有歷史材料、憑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得出經得起推敲的結論，而是以“我想”“我認為”“我看”為借口，隨意排列、組合歷史事實，甚至炮制、臆造“史實”。譬如，歷史虛無主義刻意渲染和放大劉胡蘭的情感經歷，以其在前線經常為連長王本固做飯、敷藥為由，臆造出劉胡蘭當連長“小三”的所謂歷史情節，試圖以此解構劉胡蘭是革命英雄的客觀史實，造成非常惡劣的影響。
其三，孤立地審視歷史，解構“四史”的有機性。“四史”雖然包含諸多階段和部分，但它們之間并不是彼此毫無關聯的獨立板塊式存在，而是彼此相互關聯、有機融通、不可分割的。歷史虛無主義卻固守孤立的形而上學思維，從宏觀上否定“四史”之間的有機關聯，營造出一種彼此毫無關聯的假象，并刻意制造彼此之間的對立，誤導人們的歷史認知。歷史虛無主義從中觀上無視“四史”本身的連續性和發展性，刻意將特定的歷史階段從前后關聯著的歷史之流中人為抽取出來加以抽象，并以此為根據得出所謂“新證據”“新發現”來顛覆固有的歷史傳統。例如在研究改革開放史時，歷史虛無主義就選擇性地無視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的連續性和不可分割性，將彼此視為兩段分離的歷史加以外在分析，結果不可避免地導致歷史史實的歪曲。歷史虛無主義從微觀上拒絕把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置于歷史有機體的坐標中加以定位，而是將其從歷史進程中孤立出來加以審視。如此一來，歷史虛無主義就把歷史本身的有機性“過濾”掉了，從而使原本活生生的歷史被縮減為一堆缺乏內在關聯的僵死之物的堆積品。
（二）顛覆“四史”：從認知到價值
如果說從整體到真相的全面解構是歷史虛無主義虛無“四史”的邏輯起點，那么從認知到價值的全面顛覆則是歷史虛無主義虛無“四史”的邏輯展開。在具體的邏輯展開上，歷史虛無主義由外到內、由淺入深，從基礎層次的感性認知到核心層次的情感認同再到根本層次的價值信仰，層層遞進、緩緩上升，企圖最終實現對“四史”的徹底顛覆。
首先，在感性認知即“認知—解釋”層面通過任意解讀導致認知混亂。“每一種意識形態都有自己的認識解釋邏輯，只有說清楚講明白，才能確定下一步舉措，區別就在于各個意識形態的知識論前提科學與否。”歷史虛無主義作為一種虛假的意識形態同樣具有自己的認知解釋邏輯，只不過作為其前提的知識論基礎乃是與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相對立的抽象主觀認識論。在最基礎的層面上，歷史虛無主義恰恰就是運用這種主觀抽象的認知思維誘導受眾產生對“四史”的認知混亂。一方面，歷史虛無主義在歷史發生的偶然現象上下功夫、做文章，“特別是喜歡通過所謂的人之常識、常理、常情來審視和看待歷史，結果必然造成歷史現象與本質、常識與真知的混淆，進而造成人們歷史認知的混亂”。例如，歷史虛無主義從個人純粹生理本能的視角對邱少云提出質疑，聲稱邱少云在烈火中被灼燒時，神經元難以控制，不可能一動不動，尤其是難以忍受劇烈灼燒感和疼痛感而不斷翻滾乃是情理之中的事，試圖以此顛覆人們對邱少云英雄形象的固有認知。另一方面，歷史虛無主義超越具體時空和脫域于具體語境，以重新“描繪”和“認識”歷史為名，主觀地“假設”“虛構”“捏造”歷史，用故意“選擇”的所謂歷史事實推演真實發展的歷史過程，試圖以此重現歷史真貌。然而，在這種抽象“想象”與“憑空捏造”中建構的“美好與真實”與原真性的歷史本身已然大相徑庭。比如，歷史虛無主義故意以革命史為突破口，提出“假設不向蘇聯學習而向英美學習”“假設當年不出兵抗美援朝”等觀點，然后以此為基礎拋出提前包裝好的私貨，進而誘導受眾動搖對歷史史實的原有認知。
其次，在情感認同即“情感—心理”方面通過情感心理共鳴顛覆固有認知。作為意識的一種基本形式，情感是主體本身的客觀心理活動，其內在機制由內在感觸、情境評價與反應選擇構成，它是人類活動不可缺少的內在動力，如果沒有人的情感也就不可能有人對于真理的追求。這意味著，感性認識只有通過情感體驗或情感認同，才能轉化為改造主觀世界的真正力量。歷史虛無主義深諳此理，他們不但通過極力凸顯反動人物的柔情和感性一面來調動起受眾的情感因子，引發受眾的情感共鳴和心理共振，以美化反動人物，消解其負面形象，而且善于利用人們的獵奇心理和懷疑心理，將其意在表達的思想觀點置于話語字面信息之外，尤其是將涉及立場、定性和歷史觀的內容全部設置為“留白”，然后設置誘導性線索和暗示性話語，引導受眾在解讀字面信息的語意時“順其自然”地讀出看似“自發”和“獨立思考”實則事先預定的結論。比如，在對狼牙山五壯士英勇事跡的描述中，歷史虛無主義就通過設置“溜下來”“竄下來”等暗示性話語，引導受眾得出“他們表面英雄實則貪生怕死”的虛假信息，企圖以此“合乎情理”地解構革命英雄主義。
最后，在理性信仰即“反思—價值”層面，通過扭曲價值引發思想混亂。歷史虛無主義妄圖由淺入深在理性信仰層面徹底顛覆人們對“四史”的認知。一方面，在理性反思層面，歷史虛無主義利用人們習慣駐足感性直觀而難以達及理性反思的思維慣性，以“反思歷史”為名，打著“學術探討、學理爭鳴”的旗號，極盡所能地搜集和挖掘“新史料”和“新證據”以質疑歷史定論、挑戰正統說法，并主張以這些新的史料為支撐，企圖補寫中共黨史、改寫新中國史、續寫改革開放史、重寫社會主義發展史，從而徹底顛覆“四史”。缺乏一定反思的受眾極易被這些表面上“證據鑿鑿”的史料所迷惑。另一方面，歷史虛無主義打著“價值中立”的旗號對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和社會主義發展史進行“反思”，實則有著明確價值立場和價值指向，那就是固守“西方中心主義”歷史觀和價值觀，以西方價值和文化為唯一標尺來裁決中華文化和“四史”本身的價值。比如，歷史虛無主義以所謂政治上沒有實行多黨制和三權分立、經濟上也沒有形成完全市場化的私有經濟為由否定改革開放，實則就是用西方的價值觀和標準來裁決改革開放史。
（三）重構“四史”：從理論到范式
解構和顛覆“四史”并不是歷史虛無主義的終極目的，在解構和顛覆“四史”的基礎上以一種“新的歷史意義”重構“四史”才是其根本意圖。質言之，利用特定的理論與方法來重構“四史”，是歷史虛無主義虛無“四史”的邏輯旨歸。
一方面，在理論上借用史學理論“重寫四史”。其一，運用微觀史學重寫歷史。微觀史學又被稱為日常生活史學，其根本要義在于將目光從整體性的涵蓋地域遼闊、長時間段和關鍵人物的宏觀過程轉向局部性的歷史細節和普通個別人物的研究，宣稱要通過這種聚焦化的具體分析讓歷史更加“真實”。其僅僅關注歷史細節和局部史實而較少關注歷史的整體性，不可避免地存在碎片化和肢解歷史的風險和企圖。歷史虛無主義正是利用微觀史學的基本理論和特點，打著讓歷史更真實、更生動的標語，從普通的歷史人物著眼，從歷史的細節處入手重新書寫歷史，并將這些歷史細節當作真實的歷史本身。例如，在研究新中國史時，歷史虛無主義就不講前后的歷史關聯，不看歷史的前因后果，從普通人曾經經歷短暫忍饑挨餓的細節出發，無視整體上社會主義建設正在逐步走上正軌的事實，武斷地將新中國初期描繪成“苦不堪言”的年代、“饑餓”的年代。其二，征用實證史學補寫歷史。實證史學是一種西方實證學和傳統考據學內在交融中形成的一種新考據學，其“以史料搜集、整理、考訂、辨偽等工作為中心”，力圖達到對歷史的客觀解釋。歷史虛無主義套用實證史學的理論，以“如實還原、秉筆直書”為“至理名言”，竭盡所能地致力于史料挖掘和史實考證，試圖用個案研究、證據研究取代綜合、客觀的歷史研究，用“史料證據”支撐所謂“創新”觀點，并以此為根據補寫續寫“四史”。如此“實證研究”看似客觀可信，“實際卻是以預設的結論和目的為依據，……得出的研究成果必然是以主觀代替客觀、以細節代替整體、以臆想代替史實”。比如，在研究社會主義發展史過程中，歷史虛無主義就通過考證所謂的“秘史檔案”，得出“斯大林大清洗殺死了幾百萬甚至3000萬直至5000萬人”的結論，并以此為依據污蔑斯大林是“俄國的暴君”“蘇聯的新沙皇”，認為“斯大林主義的本質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然而，根據俄羅斯圖書館現有藏書《俄羅斯大百科全書》中的資料，這些聳人聽聞的數字是蓄意編造、惡意夸大的。
另一方面，在操作上實現范式轉化“重構四史”。歷史虛無主義往往借助“范式”的基本規定，通過所謂“研究范式”的轉換，制造偽命題，設置“理論陷阱”，以實現對歷史的重構。其一，用“現代化范式”取代“革命范式”。歷史虛無主義無視革命與現代化的內在聯系將二者外在地分割與對立，聲稱“現代化才是近代史的主題，革命則是一種能量的消耗，不但容易使人發瘋發狂，喪失理性，而且破壞社會穩定、制造社會動蕩，極大地阻礙現代化的整體進程”，因此，必須用“現代史觀”取代“革命史觀”來重新敘述歷史。應該說，“現代化范式”為近代史研究打開了一個研究的可能性空間，但“把現代化作為唯一的主題，視革命為阻礙中國現代化的消極力量，這就違背了歷史的實際，違背了實事求是的要求”，離客觀存在的歷史真實越來越遠。比如，有人就“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說成是‘只起破壞作用’，認為黨史和新中國史是‘一系列錯誤的延續’”。這種論調顯然是違背中國歷史事實的，是一種基于“范式轉換”的“理論陷阱”。其二，用“后現代主義范式”取代“現代史學范式”。后現代史學的現實出場對于反思現代史學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其內具的相對主義和反實在論特點也成為歷史虛無主義的重要武器。在歷史虛無主義看來，現代史學的整體視角、線性發展觀和宏大敘事遮蔽了歷史本身的真實性，只有從“現代化史學范式”走向“后現代主義范式”，解構宏大敘事，把研究投向邊緣細節的探討，把歷史意義還原為“原始在場”與“后續詮釋”的有機融合，從史料累積轉向具有開放性、透明性和生成性的“意義在場”的文本，才能呈現歷史的真實面貌。殊不知，一旦用“后現代主義范式”徹底取消“現代史學范式”所強調的歷史客觀性和整體性，那么，歷史本身也就不可避免地成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莊嚴性和真實意義將完全被消解。
四、從理論到實踐：應對歷史虛無主義虛無“四史”的基本策略
歷史虛無主義虛無“四史”的手段靈活、方法多樣，如果任由其大行其道勢必會產生霧霾般的毒害性效果，直接威脅意識形態安全。為此，必須要立足唯物史觀的原則高度，從理論與實踐、方法與策略等多維向度出發，形成廓清“四史”虛無迷障的合力。
其一，要深化理論研究，廓除虛無迷障。既要主動深化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和社會主義發展史重點、難點、爭議點以及敏感點問題研究，及時回應國家、社會和人民的關切，解決人們對于歷史的認知疑惑和問題，也要在研究過程中及時產出通俗易懂的高質量學術成果，有針對性地厘清歷史虛無主義的各種錯誤論調和觀點，從而改變被動應對的局面，牢牢掌握主動權。既要打破“視域前見”和“學科壁壘”，學會采用哲學、詮釋學、心理學等多重新的視角全面審視“四史”，也要善于運用計量史學、口述史學、心理史學、比較史學等新的方法研究“四史”，從而鏟除歷史虛無主義的方法謬論。
其二，加強“四史”學習，強化歷史認知。要全面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和社會主義發展史，帶著問題“認真地研究中國的歷史，研究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對每一問題要根據詳細的材料加以具體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論性的結論來”，從而在整體的高度上深刻理解和把握“歷史和人民選擇中國共產黨、選擇馬克思主義、選擇社會主義道路、選擇改革開放的歷史必然性，深刻認識我們國家和民族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同時，在學習“四史”的過程中，要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深入思考，深刻領悟，認真反思，由表及里、由淺入深、層層遞進，結合當代中國的現實問題，認清自己在理論素養、研究方法和價值取向方面的缺陷和不足，在查缺補漏、尋找差距中，不斷提升理論思辨能力，增強歷史意識和歷史自覺，學會運用“四史”的知識分析、研究問題，特別是要敢于運用所學所知積極投身到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斗爭實踐中去，讓思想的偉力化作現實的力量。
其三，掌握批判武器，夯實應對力量。一方面，淬煉“批判的武器”，發揮理論威力。要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深入領會和把握唯物史觀、唯物辯證法的本真精神，掌握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思想武器，堅持用唯物史觀認識和記述歷史，用唯物辯證法客觀全面地分析歷史，“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析中國具體實際的歷史進程、現實路徑、未來圖景”，從而在準確把握歷史進程、正確分析評價歷史事件、歷史人物中有效識別歷史虛無主義虛無“四史”的各種錯誤觀點。另一方面，強化“武器的批判”，聚合主體力量。黨員干部作為領導性主體要立場堅定、頭腦清醒發揮“頭雁效應”，以“驚濤駭浪從容度，越是艱險越向前”的斗爭精神，帶頭打好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主動仗。同時，要堅持人民至上的價值理念，善于聆聽民眾需求，回應民眾關切，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發揮群眾首創精神，從而不斷匯聚起人民群眾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磅礴偉力。
其四，樹立科學思維，破除方法謬誤。歷史虛無主義之所以能夠大行其道，圍繞著解構“四史”花招迭出、反復激蕩，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部分民眾缺乏科學的思維方法，從而助長了其偏頗乃至錯誤認知。為此，要樹立科學思維，破除歷史虛無主義虛無“四史”的方法謬誤。一方面，樹立整體思維，認識到“四史”在時間上相疊加、內容上相關聯，是一個接續傳承、融會貫通的有機整體，因而既不能忽視“四史”間的內在聯系，對其進行外在的分裂與切割，也不能過分放大作為部分的歷史，以其中的“一史”代替其他“三史”，而要善于將作為部分的歷史置放于作為整體的“四史”中加以考量和把握。另一方面，要樹立辯證思維，分清歷史的主流和支流、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準確把握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在此基礎上，正確認識和科學評價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此外，要堅持發展地而不是靜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統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聯系地而不是單一孤立地觀察歷史事物，從而形成對“四史”的科學認知。
歷史虛無主義沿著“解構—顛覆—重構”的內在邏輯理路，用帶有強烈唯我論色彩的歷史敘事虛無“四史”，具有很強的迷惑性和極大的破壞力，影響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稀釋人們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沖擊人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念，消解人們對實現共產主義的信心。為此，唯有立足唯物史觀的整體性視域，形成理論批判與實踐糾治的治理合力，才能對歷史虛無主義的唯心主義實質進行徹底批判，進而遏制其擴散蔓延。當然，必須指出的是，歷史虛無主義的存在仍有其深刻的國際國內背景，不會在短期內徹底消除，并且會隨著時代的變化，喬裝打扮、變換花樣，以更加隱蔽性、誘惑性、狡詐性的形式展開對“四史”的虛無。在新征程上，我們要時刻保持警惕，以更加堅定的信心、更加主動的歷史自覺，下好防范化解歷史虛無主義的“先手棋”，打好應對歷史虛無主義的“主動仗”。
作者：鄭志康??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原文刊載于《統一戰線學研究》202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