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家為國 舍命為民
王鼎銘（1772—1832），字新之，號彝軒，山東嶧縣郭里集（今屬棗莊市市中區西王莊鎮）人，清道光年間湖南新田縣知縣。他以勤政廉潔聞名新田、嶧縣，更以慷慨赴死震驚朝野，道光皇帝連下四道圣旨予以褒獎，新田縣人民自發為他修建王公祠堂。其事跡先后收錄于《清史稿》《嶧縣志》《新田縣志》《棗莊市市中區志》，并被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編入人物傳。
王鼎銘出身于書香門第，世代在地方為官，家境殷實。曾祖父王士楚為貢生，祖父王灼為鄉飲賓，父親王鴻基為監生。自幼聰慧勤學，品行尤佳，外受師訓，內奉母儀，博覽文典，文武兼備，常懷精忠報國之志。15歲入郡庠就學，19歲食餼鄉舉，20歲第一次縣試考取第一名，21歲參加縣試選為貢生。22歲第一次會試失敗，后多次會試均不第。23歲開始創業治家，務本重農，家資漸厚。24歲開設中藥鋪，懸壺濟世。26歲開始學兵法，盡讀兵家秘笈。28歲與父親一起開設粥棚賑濟災民，后10余次在災荒之年搭建粥鋪，開倉放糧，賑濟百姓。36歲在家鄉設校授徒，培養桑梓弟子。39歲援例得授內閣中書。40歲充武會試同考官，后被提拔為主考官，選拔出一批優秀的武生員。43歲加捐主事，后因母親年邁，被允許暫時歸里，侍奉老母。之后，仕途一直不順，返家“窮則獨善其身”。墾荒置業，集山貨北運京津，銷煤炭南漕余杭，傳滬寧絲織于桑梓，引江蘇桑麻植嶧地，家家養蠶，戶戶紡織，民豐俗正，民安樂業。大荒之年，幾次免去南北洛、蘭城店等村的地租，對困難村民進行購買種子、贈送食物等救助。出錢架村東石橋一座，路人稱道。求古方廣散麻痄藥餌，痊活者甚眾。視孤兒外甥張詩載為己出，盡心撫育其成才出仕河南。待塾師葉學博為上賓，出資贍養直至病故，并厚禮殯葬。時常排憂解難于鄉鄰，為民請愿于署衙，扶弱濟貧，樂善好施，惠及鄉鄰，深孚眾望。
王鼎銘稟性善良，為人實在。一次在赴京趕考的旅店里，不期而遇因病被困的濰縣考生陳官俊。頗識醫術的他盡心為陳官俊診脈、抓藥、熬藥，待陳痊愈后以馬匹相贈，二人結伴同去京城赴試，一路照顧。陳攀宮折桂，他卻名落孫山。陳仕途順暢，后任禮部、吏部、工部、戶部尚書，成為嘉慶、道光皇帝倚重的近臣，并多次舉薦王鼎銘，他均以“父母在，不遠游”為由婉言謝絕。陳認他的兒子王澤溥為義子，并讓王鼎銘代替奉旨到外省十幾個縣巡察庫房。面對巡察庫房這個肥差，他不為所動，不僅沒有中飽私囊，反而賣了100多畝地，解決跟他巡查庫房隨員的各項費用，用倒貼錢財辦法忠誠完成朋友所托之事，更加贏得陳的信賴與尊敬。
清道光九年（1829）秋，王鼎銘的父母已經仙逝，兩個妹妹也已出嫁，陳官俊再次推薦他為湖南新田知縣。此時，他虛歲已有59，本該在家頤養天年，而毅然前往3000多里外的偏遠之地做官，足以看出他“治國安邦平天下”“舍小家為大家”的遠大抱負。于是，他把偌大的家業交于妻弟打理，離別妻子、兒女，帶著書童和仆人，從運河坐船至長江，然后從長江溯水而上。下船后，從湖南桂陽州開始，他脫下官服，換上便裝，一路步行探察民情，進入新田縣境。未入縣衙之前，他夜宿城隍廟，對神發誓：“爾理陰，我理陽，自今以往，仗爾靈，啟我心，令有不職，神其殛之。”既入縣衙，他謝絕士紳們為他準備的官宅，只在大堂的偏僻處，搭建了一個簡易帳篷，作為自己的休憩之所，并明令下屬官吏不得隨意進入，而平民百姓則可以直接進來申冤鳴屈。
到新田任職后，王鼎銘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頓衙門作風。他規定，衙門口兩側站崗的衙役一律裁撤，僅保留大門內廂房一名人員值班。百姓進衙門辦事，不得盤問、阻攔。衙門大堂兩側抓差辦案人員精簡后，留下人員撤到幕后聽候指令。縣衙內所有官吏差役須忠于職守，不得隨意串崗走動、嬉戲聊天。
與此同時，他也為自己約法三章：民來告狀，立予判決，不得隨意拖延；如需調查，限以旬日，不得虎頭蛇尾，糊弄百姓；自己動手，事必躬親，不得偷懶耍滑，委托他人代勞。外出時，從不鳴鑼開道，不擺縣太爺的架子，只帶一仆一役，食用自備，從不擾民，也不接受百姓的禮品、宴請，平日粗茶淡飯。購買東西，均按當地市價付錢。
在新田縣任職的近3年時間里，為使辦案準確、公正，他不分寒暑、夜以繼日地剖析案情，遇到疑難問題則微服私訪，待查清事實后才肯罷休。經手所辦案件，從未出現過差錯，因此贏得了當地百姓的稱頌，人稱“王青天”。
當時的湖南新田是一個窮地方，當地流傳的民謠稱“新田苦，苦新田，人畜用水貴如鹽，旱死蛤蟆餓死鼠，有女莫嫁到新田。”王鼎銘上任后，關心百姓疾苦，經常勸諭百姓勤勉農桑。根據新田縣“窮山惡水、十年九旱”的惡劣自然條件，他因地制宜，鼓勵人們開墾荒山，筑壩攔水，興修水利，解決人們生產、生活用水問題。他還非常重視當地教育發展，籌集資金興辦官學，發展私學，使更多平民子女得以讀書受教。在縣試錄取過程中，他秉公辦事，執法嚴明，使大批品行端正有真才實學之人走上仕途。僅用不到3年的時間，將新田治理成“月印干潭，六房如水，陽回大地，萬戶皆春”。而這一切，靠的就是他的施政理念——“天理、國法、人情”。
根據《嶧縣志》和《新田縣昭忠祠王鼎銘事略》記載，王鼎銘上任后，首先做民風教育，辦夜校、開義學，每逢朔望之日，他都親自講學，并在圩鎮村坊路口豎立起“天理、國法、人情”六個大字的石碑，用以教育百姓。他還將皇帝的旨意、法律條文、當地流傳的格言等編印成冊，發給百姓閱讀，避免百姓因無知而觸犯刑律。
遇到旱澇災害，他總是急百姓之所急，其“披枷求雨”的故事至今還在當地流傳。到新田的第二年夏天，新田久旱不雨，地里的禾苗多被旱死，百姓面臨大災之年。他心急如焚，天天到城隍廟求雨，但未能如愿。之后，決定親自披枷，向老天求雨。于是，在炎炎烈日下，人們看到他身披刑枷，跪在地上，哭泣求雨。到了晚上，天空烏云密布，下起了大雨，百姓歡呼雀躍，衷心感謝這位知縣大人，趕緊將疲憊不堪的他抬進縣衙。雖然并不是他的行動感動了上天，但他急民所難的誠心卻感動了新田的百姓。
王鼎銘德行彰著，受到當地百姓的敬仰。有人搜集其政績言行，準備編輯成冊刊印、散發，他知道后堅決制止。再三表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應該做的，不足以宣揚，并希望百姓們能給他多提意見和建議，共同把新田縣治理好。
在新田遭受百年不遇的旱災后，面臨無款可賑的危局，王鼎銘派人回山東老家變賣部分田地，籌款救濟新田百姓。棗莊有首民謠：“賣了南北洛，家產沒覺著。賣了蘭城店，家產去一半。”說的就是他的事。
他為官期間共變賣了三次田產。其中在京城任巡庫時一次，在新田任內兩次。新田任內第一次賣地，是清道光九年（1829）剛到新田任知縣的時候。那時，新田大旱，災情十分嚴重，老百姓逃荒要飯，流離失所。他派人回家，變賣了自己的南洛、北洛田產。之后，他在新田沿途搭建粥棚，并在全縣農村廣建塘壩。在新田，至今還有很多以塘命名的村莊，可見當年修建的塘壩之多。
新田任內第二次賣地，是清道光十年（1830）。為了徹底解決新田的貧窮落后問題，解決少有所學、老有所養等問題，他決心創辦童子軍和眾善堂。為解決這部分經費，他除了在本縣籌集資金外，又派人到家鄉賣掉了蘭城店的土地。在“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時代，一個封建官吏不貪已是難能可貴，再把自己的家產賣掉，為老百姓辦事，恐怕古今少有。
清道光十二年（1832）二月，湖南江華縣瑤族首領趙金龍率眾起義。當時朝廷正準備選任王鼎銘為山西潞安州知州，撫臺將他招到省城去商談任職一事。聞聽趙金龍率瑤民起義，他顧不上與撫臺細談，連忙回到新田縣。為防止新田縣瑤民盲目跟從，他不顧旅途勞累，頂風冒雪游走于山間瑤寨，勸說瑤民，他一個人跑不過來，就找來六位與他容貌相近的人，穿上官服，分赴各瑤寨做群眾工作，使當地民心很快安定下來。他還邀請瑤族首領到縣衙做客，講明國家動亂百姓更苦，唯有社會安定，百姓才能安居樂業的道理。他召集士紳、鄉民，組織隊伍，制造武器，加強城防。沒過多久，趙金龍的部隊逼近了城防較差的新田縣城。他讓城內百姓到城外躲避，而自己卻穿好官服，端坐于大堂之上，靜候敵軍的到來。并在書案上大書：“爾果與我新田為仇，當殺我，勿傷我百姓。”甘愿以自己的生命換取百姓的安全。并指著準備好的繩索對手下說：“城亡，吾舍此無別策矣！”他視死如歸的舉動感動了當地百姓，遠近百姓爭相報名御敵。第二天，就集結了1萬多人的隊伍。他將眾人兵分四路，合擊駐扎在距縣城不遠的查林鋪的敵人，首戰告捷，俘獲19人。戰斗中他身先士卒，騎馬沖在隊伍的前列。次日，隊伍行進到距查林鋪幾里遠的牯牛崗，他察覺四周沒有動靜，料有伏兵，趕忙止住兵馬。果然，沒多久，伏兵四起，趙金龍的部隊將他帶領的鄉勇、官兵圍困在當中。趙金龍的部隊平日訓練有素，并久經沙場，而鄉勇、官兵大部分都是新招募來的，多不習戰，匆忙對陣，立即潰不成軍。他看到鄉勇、官兵死傷眾多，大慟詈曰：“奈何殺我百姓？”不料被敵軍炮火擊中，受傷落馬，敵軍遂上前將他擒獲。他仍然痛罵不止，敵軍挖去了他的雙眼，又割下了他的首級，揚長而去。
趙金龍的部隊攻下新田縣城后不久就撤走了，百姓們慌忙尋找遇害的王鼎銘，在窩塘找到了他的首級，在牯牛崗尋到了他的尸體，抬回城隍廟焚香哭拜，以禮成殮，百姓們聞之后無不痛哭。
清道光十二年（1832）三月，道光皇帝降旨旌表，稱贊王鼎銘“學通載籍，文武兼備。珥筆生華，會賦窈窕文章；金戈凝霜，堪作干城之寄。”其功勞惠及父母、妻子，褒獎祭葬入昭忠祠，并被授予云騎尉世職。湖南新田至今對他有口皆碑，贊譽他“才高八斗驚北國，德重五岳播南疆。”被湖南人民譽他為之“勤傾民生，廉為吏范”。王鼎銘的親屬趕往新田縣處理喪事，途中歷時93天，行程2000多公里，將其靈柩運回故鄉嶧縣，安葬在今市中區西王莊鎮趙莊村北。王鼎銘墓園，已經成為山東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棗莊市市中區愛國主義、廉政教育的重要基地。
（摘自棗莊市古代廉吏紀念館《王鼎銘事跡介紹》）
